【名家專欄】冠狀病毒是中共的細菌戰武器？
2020年2月6日，在中國中部的湖北省武漢市的「火眼」（Fire Eye）實驗室，一名實驗室技術人員正在對人體樣本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檢測。(STR/AFP via Getty Images)
【大紀元2020年02月09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Steven W. Mosher撰寫／高杉編譯）即使是生物戰（細菌戰）專家弗朗西斯‧波義耳（Francis Boyle）博士，這樣一位重量級人物也同樣認為：「我們正在面對的這種冠狀病毒是一種進攻性細菌戰武器。」在談到位於此次疫情中心的中國武漢的病毒研究所時，他還補充說：「以前就曾有報導稱，該實驗室存在問題，而且有東西從那裡泄漏出來。」
如果波義耳博士是正確的，那麼中共政權就已經同時擁有了發展這種生物武器的「意圖」和「能力」，但是它們真的擁有了嗎？
儘管中共是《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簽署國，但中國共產黨仍然認為發展生物武器是實現其軍事主導地位目標的關鍵部分，這一點已經不是什麼祕密了。中共軍事醫學科學院（China’s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副院長賀福初就曾在2015年公開表示，生物材料是新的戰爭的「戰略制高點」。
非常清楚的是，張將軍所說的就是能殺死其它種族的人的生物（細菌）武器，同時使自己種族的人能夠對之有天生的或者後天獲得的免疫力。那些可能會反駁這種說法並聲稱這位極端且激進的中共將軍不一定代表了共產黨領導層的人應該記住：張仕波是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2012—2017年）的正式成員，同時也是國防大學的前任校長。
因此，就意圖而言，我認為證據是無可爭議的。只要有了可能性的話，中共一定會研發進攻性生物（細菌）武器。但他們有這個能力嗎？我們對中共在這方面的能力了解多少？
我們知道中共已經掌握了基因編輯技術（CRISPR），這種技術可以將基因進行編輯拼接，使之成為製造超級生物武器的材料。畢竟，中共的科學家賀建奎已經公開對外宣布，他已經重新編輯了人類基因組，使其具有了抗艾滋病毒的能力。不久前，他因此被判處了三年有期徒刑。
如果你打算利用基因工程製造進攻性生物武器，你還需要一個非常安全的設施來確保這些武器級病毒不會從容器中泄露和逃脫。畢竟，你正在掌握的是最危險的病原體，就如薩斯（SARS）病毒、埃博拉病毒和各種冠狀病毒一樣，並試圖使它們變得更加的致命。
中國只有一個這樣的四級微生物實驗室：武漢病毒學研究所。而它就位於——你猜對了——武漢市。
最後，除了技術和設備，你還需要原始的生物（細菌）材料。這意味著你要著手研究在自然界中所發現的最致命的病毒，然後你才可以利用這些病毒的特性並使它變得更加致命。其中一些方法包括增加最初從另一物種獲得的病毒的人際間傳播能力，或者增加感染者開始出現明顯症狀之前的潛伏期。
在這裡，我們有確鑿的證據表明，中共的武漢實驗室已經獲得了地球上一些最致命的冠狀病毒。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去年，作為知識產權盜竊調查的一部分，在加拿大騎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對溫尼伯國家微生物實驗室（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進行的知識產權盜竊案的調查過程中，2名中國公民被帶走。他們是鄭克定博士（Keding Cheng）和邱香果博士（Xiangguo Qiu），這對中國夫妻已被免職。
該實驗室是加拿大唯一的四級微生物實驗室，也就是說，它與中共在武漢運作的實驗室類型相同。邱女士此前因研究埃博拉病毒而聞名，而她的丈夫也發表過關於SARS病毒的研究成果。加拿大騎警的調查結果顯示，兩人都頻繁地往返於武漢的實驗室。
最後的結論就是，中共已經擁有了製造致命生物武器所需要的一切：技術、設施和原材料。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和其它一些主流媒體已經花了很多的筆墨來試圖說服我們，新型致命冠狀病毒僅僅是大自然的產物，而不是邪惡的人工培養品，任何對此不認同的人士都被他們視為精神錯亂的陰謀論者。
當一組印度病毒學家發表了一篇論文，指出新型冠狀病毒包含了類似於艾滋病毒HIV的基因序列的插入之後，他們受到了廣泛攻擊。該論文也被撤回修訂。該論文的批評者聲稱，所謂的艾滋病毒基因序列插入並沒有使新型冠狀病毒像艾滋病毒那樣，通過攻擊抗感染的白細胞或淋巴細胞來削弱人類的免疫系統。
事實上，有證據表明，新型冠狀病毒確實能夠導致淋巴細胞減少。但即使沒有，這也證明不了什麼。正在研製的生物武器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事實並不能證明它本身不是生物武器，只能證明它尚未準備好部署。而且，無論是否正在製造這種生物武器，這種冠狀病毒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泄露出來的這一點似乎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
這裡面有著因果關係的邏輯。畢竟，如果第一例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是像中共所聲稱的那樣，只是簡單的從動物到人的意外傳染的結果，那它可能發生在中國的任何地方。但奇怪的是，疫情的中心恰好位於這個擁有1100萬人口的城市——武漢，而中共唯一的一個四級生物武器實驗室就坐落在那裡。只是巧合？我不這麼認為。
此外，中共此前也曾發生過類似的實驗室事故。例如，在2004年，非典（SARS）病毒從北京的一個實驗室遭到兩次泄露！導致了非典疫情的爆發。武漢的設施可能是最先進的，但總體上來講，中共的生化實驗室的安全標準顯然較為寬鬆。
而且，如果中共科學家正急迫地想要研發出生物武器，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他們會試圖走捷徑。
另一個認為目前全世界正面對的疫情並不僅僅是因為中共政府能力不足的原因，就是中共官員對疫情的反應。中共政府竭盡全力地掩蓋疫情的擴大。冠狀病毒檢測試劑盒是定量配給的，因此大多數病例都無法被確診。
大多數死亡病例都被歸為其它原因，如肺炎等等，而葬禮卻是被嚴格禁止的，死者屍體被直接送往火葬場，而且沒有任何書面文件。武漢火葬場的焚化爐日夜不停地銷毀著這些展示了疫情的真實規模的證據。
當局甚至在疫情爆發初期逮捕了8名醫生，他們的「罪行」就是透露了他們在醫院所看到的大量新的病毒感染病例。他們被指控「做虛假陳述」和「散布謠言」，而且只有在簽署了供詞之後才被釋放。他們現在被廣大中國民眾視為英雄，尤其是在最初的曝料者之一的李文亮醫生已經死於這種傳染病之後。
就如何解釋疫情的來源問題而言，中共當局同樣表現出了狡猾的一面。他們首先指出，說是因為在武漢海鮮市場出售的蛇和蝙蝠而導致了疫情，並在之後關閉了該市場。但很快就發現，那些蛇並不攜帶任何冠狀病毒，而且（攜帶冠狀病毒的）蝙蝠也並未在該海鮮市場出售。
對於我這個中國通來說，還有最後一個證據支持冠狀病毒是一種泄露出實驗室的中共生物武器的理論。中共互聯網上流傳著一個謠言，說是美國故意對中國人民使用了美國製造的生化武器。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荒謬的說法並沒有受到中共當局的審查，而有關疫情的準確消息卻受到了嚴格審查。共產黨的領導人把自己犯下的罪行歸咎於他們的主要地緣政治對手，這種做法很符合他們的性格。
中共運用了一系列的謊言和誣衊，只是為了掩蓋它在控制疫情爆發方面的無能嗎？或者，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在試圖隱藏更嚴重的問題：他們自己就是導致這次疫情爆發的罪犯或同謀？即使考慮到黨對諸事保密的偏好，共產黨官員在過去幾個月裡所進行的多層次的欺騙，包括在最高層次展開的欺騙，也是非同尋常的。
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切知道這種新型冠狀病毒是否已經被中共計劃用作生物武器。但我們能夠確切知道的是，西方的一些主要的印刷、廣播和社交媒體都在竭盡全力地排除這種可能性，認為它只是一種偏執的幻想。
但正如一個古老的笑話所言，如果他們真的想要幹掉你，那就不是妄想症。在這一點上，證據是明確的。我們知道，因為解放軍將領已經告訴我們，在他們盜竊西方技術和盜竊病毒樣本的速度允許情況下，他們的研究人員正在競相開發致命的生化武器。這就形成了一個最合理的推理：由於大力研發一種致命的生物武器，在武漢的病毒學研究所實驗室的安全標準被忽略，導致了致命的冠狀病毒遭泄露逃出了實驗室，疫情爆發。
最後，新型冠狀病毒在流入武漢街頭之前是否已經被編輯修改過，（幾乎）已經是次要的問題了。因為主要的問題已經很明顯了，那就是中共正在致力於發展這樣一種生物武器，並將之作為中共政權試圖取代美國成為這個星球上的主導力量的終極戰略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是否有人想到了，中共一旦研發並完善了一種對自己具有天然或誘導性免疫力的生物武器，它難道會猶豫，是否要在西方發動一場致命的流行病疫情，以實現他們的中共夢——征服世界？
那些懷疑共產黨領導人會使用這種「殺手鐧」的人，需要準確地告訴我們，有什麼樣的道德或倫理方面的考量會束縛他們的手腳。因為我想不出來。
我懷疑，對於中共領導層來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唯一真正令他們感到驚訝的一點就是，中國本身成為了他們原本希望有朝一日在其它國家爆發的疫情的爆發點。
中國有一句古老的諺語，在這裡似乎很合適：「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史蒂文‧莫舍（Steven w. Mosher）是人口研究所（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所長，著有《亞洲惡霸：為什麼中共夢是世界秩序的新威脅》（Bully of Asia：Why China’s Dream is the New Threat to World Order）。他曾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研究員，在斯坦福大學跟隨著名遺傳學家路易吉‧卡瓦利-斯福爾扎（Luigi Cavalli-Sforza）學習人類生物學。他擁有海洋生物學、東亞研究和人類文化學的高級學位。他是美國主要的中國問題觀察家之一，1979年被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選為第一位到中國進行實地研究的美國社會科學家。
原文Is the Coronavirus a Bioweapon?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責任編輯：華子明
如果波義耳博士是正確的，那麼中共政權就已經同時擁有了發展這種生物武器的「意圖」和「能力」，但是它們真的擁有了嗎？
儘管中共是《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簽署國，但中國共產黨仍然認為發展生物武器是實現其軍事主導地位目標的關鍵部分，這一點已經不是什麼祕密了。中共軍事醫學科學院（China’s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副院長賀福初就曾在2015年公開表示，生物材料是新的戰爭的「戰略制高點」。
中共解放軍的將軍、前國防大學校長張仕波上將在他2017年的著作《戰爭新高地》一書中則更進一步聲稱：「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正逐漸顯示出其擁有強大的進攻能力的特徵」，包括潛在的「針對特定民族的基因的攻擊」。
因此，就意圖而言，我認為證據是無可爭議的。只要有了可能性的話，中共一定會研發進攻性生物（細菌）武器。但他們有這個能力嗎？我們對中共在這方面的能力了解多少？
製造致命生物武器 中共擁有技術、設施和原材料
我們知道中共已經掌握了基因編輯技術（CRISPR），這種技術可以將基因進行編輯拼接，使之成為製造超級生物武器的材料。畢竟，中共的科學家賀建奎已經公開對外宣布，他已經重新編輯了人類基因組，使其具有了抗艾滋病毒的能力。不久前，他因此被判處了三年有期徒刑。
如果你打算利用基因工程製造進攻性生物武器，你還需要一個非常安全的設施來確保這些武器級病毒不會從容器中泄露和逃脫。畢竟，你正在掌握的是最危險的病原體，就如薩斯（SARS）病毒、埃博拉病毒和各種冠狀病毒一樣，並試圖使它們變得更加的致命。
中國只有一個這樣的四級微生物實驗室：武漢病毒學研究所。而它就位於——你猜對了——武漢市。
最後，除了技術和設備，你還需要原始的生物（細菌）材料。這意味著你要著手研究在自然界中所發現的最致命的病毒，然後你才可以利用這些病毒的特性並使它變得更加致命。其中一些方法包括增加最初從另一物種獲得的病毒的人際間傳播能力，或者增加感染者開始出現明顯症狀之前的潛伏期。
在這裡，我們有確鑿的證據表明，中共的武漢實驗室已經獲得了地球上一些最致命的冠狀病毒。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去年，作為知識產權盜竊調查的一部分，在加拿大騎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對溫尼伯國家微生物實驗室（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進行的知識產權盜竊案的調查過程中，2名中國公民被帶走。他們是鄭克定博士（Keding Cheng）和邱香果博士（Xiangguo Qiu），這對中國夫妻已被免職。
該實驗室是加拿大唯一的四級微生物實驗室，也就是說，它與中共在武漢運作的實驗室類型相同。邱女士此前因研究埃博拉病毒而聞名，而她的丈夫也發表過關於SARS病毒的研究成果。加拿大騎警的調查結果顯示，兩人都頻繁地往返於武漢的實驗室。
最後的結論就是，中共已經擁有了製造致命生物武器所需要的一切：技術、設施和原材料。
新冠狀病毒是大自然產物或人工培養品？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和其它一些主流媒體已經花了很多的筆墨來試圖說服我們，新型致命冠狀病毒僅僅是大自然的產物，而不是邪惡的人工培養品，任何對此不認同的人士都被他們視為精神錯亂的陰謀論者。
當一組印度病毒學家發表了一篇論文，指出新型冠狀病毒包含了類似於艾滋病毒HIV的基因序列的插入之後，他們受到了廣泛攻擊。該論文也被撤回修訂。該論文的批評者聲稱，所謂的艾滋病毒基因序列插入並沒有使新型冠狀病毒像艾滋病毒那樣，通過攻擊抗感染的白細胞或淋巴細胞來削弱人類的免疫系統。
事實上，有證據表明，新型冠狀病毒確實能夠導致淋巴細胞減少。但即使沒有，這也證明不了什麼。正在研製的生物武器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事實並不能證明它本身不是生物武器，只能證明它尚未準備好部署。而且，無論是否正在製造這種生物武器，這種冠狀病毒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泄露出來的這一點似乎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
這裡面有著因果關係的邏輯。畢竟，如果第一例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是像中共所聲稱的那樣，只是簡單的從動物到人的意外傳染的結果，那它可能發生在中國的任何地方。但奇怪的是，疫情的中心恰好位於這個擁有1100萬人口的城市——武漢，而中共唯一的一個四級生物武器實驗室就坐落在那裡。只是巧合？我不這麼認為。
此外，中共此前也曾發生過類似的實驗室事故。例如，在2004年，非典（SARS）病毒從北京的一個實驗室遭到兩次泄露！導致了非典疫情的爆發。武漢的設施可能是最先進的，但總體上來講，中共的生化實驗室的安全標準顯然較為寬鬆。
而且，如果中共科學家正急迫地想要研發出生物武器，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他們會試圖走捷徑。
中共為何竭盡全力掩蓋疫情的擴大
另一個認為目前全世界正面對的疫情並不僅僅是因為中共政府能力不足的原因，就是中共官員對疫情的反應。中共政府竭盡全力地掩蓋疫情的擴大。冠狀病毒檢測試劑盒是定量配給的，因此大多數病例都無法被確診。
大多數死亡病例都被歸為其它原因，如肺炎等等，而葬禮卻是被嚴格禁止的，死者屍體被直接送往火葬場，而且沒有任何書面文件。武漢火葬場的焚化爐日夜不停地銷毀著這些展示了疫情的真實規模的證據。
當局甚至在疫情爆發初期逮捕了8名醫生，他們的「罪行」就是透露了他們在醫院所看到的大量新的病毒感染病例。他們被指控「做虛假陳述」和「散布謠言」，而且只有在簽署了供詞之後才被釋放。他們現在被廣大中國民眾視為英雄，尤其是在最初的曝料者之一的李文亮醫生已經死於這種傳染病之後。
就如何解釋疫情的來源問題而言，中共當局同樣表現出了狡猾的一面。他們首先指出，說是因為在武漢海鮮市場出售的蛇和蝙蝠而導致了疫情，並在之後關閉了該市場。但很快就發現，那些蛇並不攜帶任何冠狀病毒，而且（攜帶冠狀病毒的）蝙蝠也並未在該海鮮市場出售。
對於我這個中國通來說，還有最後一個證據支持冠狀病毒是一種泄露出實驗室的中共生物武器的理論。中共互聯網上流傳著一個謠言，說是美國故意對中國人民使用了美國製造的生化武器。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荒謬的說法並沒有受到中共當局的審查，而有關疫情的準確消息卻受到了嚴格審查。共產黨的領導人把自己犯下的罪行歸咎於他們的主要地緣政治對手，這種做法很符合他們的性格。
中共運用了一系列的謊言和誣衊，只是為了掩蓋它在控制疫情爆發方面的無能嗎？或者，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在試圖隱藏更嚴重的問題：他們自己就是導致這次疫情爆發的罪犯或同謀？即使考慮到黨對諸事保密的偏好，共產黨官員在過去幾個月裡所進行的多層次的欺騙，包括在最高層次展開的欺騙，也是非同尋常的。
中共若有能力毀滅其它種群 會受道德約束？
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切知道這種新型冠狀病毒是否已經被中共計劃用作生物武器。但我們能夠確切知道的是，西方的一些主要的印刷、廣播和社交媒體都在竭盡全力地排除這種可能性，認為它只是一種偏執的幻想。
但正如一個古老的笑話所言，如果他們真的想要幹掉你，那就不是妄想症。在這一點上，證據是明確的。我們知道，因為解放軍將領已經告訴我們，在他們盜竊西方技術和盜竊病毒樣本的速度允許情況下，他們的研究人員正在競相開發致命的生化武器。這就形成了一個最合理的推理：由於大力研發一種致命的生物武器，在武漢的病毒學研究所實驗室的安全標準被忽略，導致了致命的冠狀病毒遭泄露逃出了實驗室，疫情爆發。
最後，新型冠狀病毒在流入武漢街頭之前是否已經被編輯修改過，（幾乎）已經是次要的問題了。因為主要的問題已經很明顯了，那就是中共正在致力於發展這樣一種生物武器，並將之作為中共政權試圖取代美國成為這個星球上的主導力量的終極戰略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是否有人想到了，中共一旦研發並完善了一種對自己具有天然或誘導性免疫力的生物武器，它難道會猶豫，是否要在西方發動一場致命的流行病疫情，以實現他們的中共夢——征服世界？
那些懷疑共產黨領導人會使用這種「殺手鐧」的人，需要準確地告訴我們，有什麼樣的道德或倫理方面的考量會束縛他們的手腳。因為我想不出來。
我懷疑，對於中共領導層來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唯一真正令他們感到驚訝的一點就是，中國本身成為了他們原本希望有朝一日在其它國家爆發的疫情的爆發點。
中國有一句古老的諺語，在這裡似乎很合適：「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史蒂文‧莫舍（Steven w. Mosher）是人口研究所（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所長，著有《亞洲惡霸：為什麼中共夢是世界秩序的新威脅》（Bully of Asia：Why China’s Dream is the New Threat to World Order）。他曾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研究員，在斯坦福大學跟隨著名遺傳學家路易吉‧卡瓦利-斯福爾扎（Luigi Cavalli-Sforza）學習人類生物學。他擁有海洋生物學、東亞研究和人類文化學的高級學位。他是美國主要的中國問題觀察家之一，1979年被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選為第一位到中國進行實地研究的美國社會科學家。
原文Is the Coronavirus a Bioweapon?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責任編輯：華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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