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鄭文傑：屈服中共將後悔一生（一）
鄭文傑生活照。（受訪者提供）
【大紀元2020年01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唐詩韻、梁珍報導）去年8月被中共當局以所謂「嫖娼」罪名拘留的29歲英國駐港使館前雇員鄭文傑，經過數月的祕密逃亡，日前在英國獲得兩年工作許可。
他近日在英國倫敦接受大紀元獨家專訪，時間長達3至4小時，這也是他在英國首次公開視頻。他詳細描述了被「送中」所經歷的遭遇。
本報將逐日連載對他合共六集的訪問，同時發布獨家視頻。
記者：唐詩韻
鄭：鄭文傑（前英國駐香港領事館職員工）
採訪日期：2020年1月3日
地點：英國倫敦
記者：非常感謝你接受大紀元的採訪，這應該是你在2020年第一次接受採訪，這是不是也是您在英國第一次接受公開採訪？
鄭：是，沒錯。
記者：謝謝你。我想香港的讀者與聽眾都非常關心你的情況。知道你經歷了很多，幾經波折方來到了英國，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你是否安全？
鄭：目前在英國暫時安全。在英國我暫時還沒發現有人跟蹤的情況，我目前用兩年的短暫工作簽證留在這裡。現在在與英國政府溝通，看看是否有一個更長期的身分可以留在英國。
記者：在你離開香港到英國前，你在聲明中提到被人跟蹤。可不可以詳細講一下，中共如何滲透及你被跟蹤的過程？
鄭：在英國暫時沒有發現這個跡象，但在香港和台灣有遇到過。第一次在香港，我剛剛被釋放不久的時間。大約過了四五天，我要離開香港，因為我認為香港並不安全，我需要去銷案。所以我主動聯絡香港警察。
當然他們在我第一天被釋放的時候就聯繫我，問我可不可以取消那個失蹤人口的案件。由於自己驚魂未定與對香港警察有所保留，所以開始沒有特別理會他們的這個要求。但是直到我（8月底）要離開香港去台灣的時候，我擔心他們會在香港機場攔截我，因為我有失蹤人口案件在身。
的確我的擔心是有效合理的。因為正在我離開香港的那一天，在機場我聽到有陳浩天等等不同的示威者被截攔，其他如黃之鋒被抓等等的情況，甚至到現在也不能旅行，不可離開香港這個情況，所以我有這個擔心，我就需要去做銷案。因為這個原因，我就主動去找了當時找我的那個警員。
我必須要說，那三個負責我案件的警員，表現得很友善、很專業、很客氣。當時有一位香港警員對我說，擔心我會被媒體騷擾，可以去安全的地方做銷案。甚至當時叫我在油麻地天主教學校外面見面，然後帶我去警局或其它地方去做銷案。當時我坐的士去了那個地方。看見有一個穿白色衣服彪悍的男士站在那裡東張西望。
其實我在早前（從中國）放出來時已與英國領事館聯繫，報告過整件事情的始末。當時負責安全單位的人，我不方便提及他們身分，他提醒我要注意那些戴手環的人。我也不敢問太多。我的確在油麻地天主教學校外面見到他東張西望，而手上是戴著手環的。
記者：油麻地這一個地方是警方安排，不是你提出的？
鄭：不是我提出的，是他們安排我到那個地方等，去見他們。當時我見到而且還偷偷地照了相片。不久有三個穿便衣警員來了，出示了他們的警察委任證，做了自我介紹。然後說，如果不介意請上車。但車不是警車，是私人的輕型貨車。我驚訝的是那一位我覺得很可疑的男士正在東張西望，有一輛車緊挨著那三個警員的私家輕型貨車後面。所以我合理地懷疑如果我坐上那輕型貨車，他是會跟蹤我。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達到目的地或是否安全。
所以我與三位警員說，對不起，我不覺得安全，不如我直接去油麻地警署。他們說，理解明白。我就另坐了的士去油麻地警署那裡，他們就坐自己的輕型貨車去油麻地警署。我到油麻地警署的門口，一下車。我就見到另一位可疑人士，身形很大很壯，穿條紅色褲子咖啡色衣服，也是戴著一個手環。我就覺得很奇怪，他在看著手機。在油麻地警署附近沒有特別多商戶，民居也不是在正對面，我看不出他為什麼要站在那裡，當然我也懷疑他是跟蹤或負責監視我的人。
之後我進入警署，他們帶了我去一個審訊室進行銷案程序。當時我的心態是，我認為那兩個可疑人士是來自中國內地，是負責監視我的特工。正常來講，他要跟蹤你可以很隱蔽地跟蹤，但他們是很明目張膽地去做，故意在門口或附近讓你知道他們在那。
我認為這是一個明確的警告，就是警告我不能在香港警察或香港政府的官方文件上留下一些可疑、敏感的記錄。我當然不知道香港警察知道多少。可能事實上他們知道一些，但也不方便將這些東西留在香港政府或警察官方文件上。這樣會讓香港政府非常難做。你想一下過程中涉及到國安、國保一些政治警察的單位，去嚴刑逼供、酷刑虐待、政治審查。
甚至我發現一批又一批的示威者因為這個理由在裡面，如果我將這個事告訴香港警察，他要不要記錄在香港政府官方文件上。那一幫是香港人，香港公民。香港政府是有責任去捍衛他們的權利，是要站出來發聲。如果一國兩制受到破壞，如果香港公民的合法權益受不到保障，但香港政府有沒有能力和勇氣去面對北京，面對中共政權、面對中央不退讓呢？當然我不會相信（他們有能力），事實上他們背後可能知道，很普遍甚至是共謀或很被動地接受，所以我明白他們的狀況。
所以在那個審訊過程當中，他問我的時候，當然是很客氣的。那個位置當然沒有籠子、老虎椅那些很恐怖的迫害人權的設施在那裡。正正常常兩個椅子一個桌子問話。我跟他們說，我沒有什麼要講的。當時我單一的想法就是想儘快離開香港，我不想在那個地方出事，不然的話我可能出不去，如果我講一些不該講的事。我說我不可以講。
當時有一位高級督察問我：你是不可以講，還是不想講？我回應說我不可以講，然後他們若有所思地點頭。說沒問題了，就交代給一個初級警員，然後就幫我完成整個銷案的手續。簡單地說我安全回到香港，不提及當中整個過程發生什麼事，這樣完成整個銷案，這樣才可以預期離開香港去到台灣。
第二次被跟蹤就更加明顯了，更多的證據證明我被跟蹤。這一次是在台北。我在11月20日將整件事透過BBC、Wall Street Journal（華爾街日報）、Telegraph（每日電訊報）公開之後的三天，我在台北信義區走路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在後面跟隨。我發現之後，我嘗試去拍照，我想告訴他：我知道你在跟蹤我，你不需要這樣做，因為你已經暴露，我已經知道你在跟蹤我。我向他拍照。 他若無其事繼續走，（他是）一個中年男子，去到信義誠品大樓。
我就進去，我的目的就是想告訴他，你不要跟著我。我就等他離開，我自己就上了誠品看書。很奇怪，過了大約一兩個小時，我突然發現有一個一模一樣的人。但居然他的裝束、衣著是完全變了，但乃是同一個人。在大概離我四五米的地方，在假裝看書、看手機，我很驚訝。居然我已清楚告訴他，我知道你在跟著我，他居然可以換了全部的衣服繼續跟著我，我當時就決定再拍照。我就拍了兩張不同的相片和影片，就是同一個人的外貌，但是不同的衣服。
我就通知了台灣政府的陸委會，陸委會就將這個事轉給了刑事警察局，至少他們說要加強保護，確保我的安全。當然之後我從不同渠道包括台灣媒體得到的信息，台灣政府做了驗證，證實這個人不是台灣人，是來自境外的人士，當然他們沒有進一步解釋是來自哪裡，但我相信是來自中國內地或香港，甚至說不定可能是負責我案件的國保或國安人員，這個比較證據確鑿，因為三個小時內同一個人不同的衣服跟蹤我，我沒有其它可以解釋，我也感到台灣不是百分之百安全。之後我就離開台灣，來到英國。
記者：你的自白書內提過，在你被釋放之前，中共一度警告過你不要公開拘留期間，除了嫖娼以外的任何信息，你會不會同意公開真相比跟中共妥協，長遠來說更加保障你個人安全，這個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鄭：我可以這樣說，如果當初他放我出來，他不公布罪名。或者我都可以捂著良心，然後說沒有事發生過，然後隨便找一份工作做。但一旦他公布了罪名，我都開玩笑地說，我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嫖娼犯了。可能我沒有辦法回頭，這個是第一件事情，我必須要面對的情況，我必須要講出來。
第二，我一直都很艱難地做決定，因為我在審訊過程中見到不同的示威者，我認識的一些朋友，甚至是被失蹤在內地，也都是被關押到現在，如果我不出聲，我不知道會不會他們就從此消失，我很想幫他們發聲，去國際社會呼籲。其實要更加關注這一班失蹤人的情況，這個對我來說，是被道德的責任感推動。
第三就是我不希望被中共這些所謂的要脅，或者所謂的黑材料噤聲；去把持、去威脅我，令我不可以再議論朝政，不可以再批評政府，我不想讓他們這樣威脅把持我一輩子，這樣我會一生後悔。
所以我也相信只有繼續去發聲，只有繼續去幫這個世界，去認清國安或者國保這些迫害或者違反人權的行為，才更能夠保障到我的安全。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可能有這樣的想法，就是覺得需要站出來，為香港人發聲。但是同時也看到在聲明都有提及過，其實中共祕密警察一度利用你國內的親戚或家人，試圖去威脅你，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有同樣的經歷。決定講出真相時已斷絕與大陸親人的聯絡。
記者：其實你有沒有擔心你現在在香港和國內親人的安危。
鄭：當然會了。他們當時審訊的時候也都明確告訴我，他們知道我的家裡人，甚至語帶一些威脅，就是你要兼顧你在中國內地的一些資產等等情況。所以其實我決定講出來的時候，我已經是斷絕了跟內地的親戚的聯絡，而我跟香港的親人聯絡也都非常有限，我也都不會將很詳細的資料或者敏感的內容去跟他們說，知道越少是越好。所以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因為就算我在英國我都會有思鄉的情緒，我都會想念他們。他們要出來都比較困難，包括文化的適應。包括他們對於自己是否真是覺得危險的認知是不同的。所以這個是一個代價，我只可以講我今天選擇出來講，為了他們的安全我都是儘量少跟他們聯絡。
記者：明白，的確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你公布了這件事情之後，你有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的反應？
鄭：大概會知道的。家裡人那邊的反應是會知道，他們也都會害怕的，也都跟我講不要特別出來講那麼多，都給過這些壓力的。但是我能夠理解那個狀況下的心理狀態。
記者：我們討論一下外界的反應，你向BBC公布了自己遭遇後，中共立即向外展示了你出入會所和你認罪的視頻。在這方面你有什麼回應？
鄭：他們發布這些消息，我完全不感到意外。而它釋放這些材料出來，其實跟我的自白書基本上是沒有衝突的。不過我想說他們也都迴避很多的重點。第一，我在BBC裡面為什麼會迴避嫖娼這一個問題？最主要我知道北京方面，只是想希望整件事定性為簡單的嫖娼案件。所以我對這件事一開頭是迴避的，是不置可否的。因為我不想因為他們輿論輿情控制的需要，而被定性為簡單的嫖娼案件。
之後無論見到《每日電訊報》或者是《華爾街日報》，我都明確地講了針對他們通過非法的程序，例如強迫酷刑而做出的肆意指控，我是一律否認。而當然我也都相信他們一旦把我當成政治的目標和國家的敵人，或者漢奸這些稱呼，在他們審訊的過程當中已經明確提到。所以我相信一旦我成為他們的目標，以他們一黨專政、威權政權的本質，是可以動用所有國家資源去指控一個政治目標是有罪的。所以我並不想跟他們糾纏在是否嫖娼這個焦點。
因為這個正是他們想要的，例如你見到《人民日報》，它特別在BBC的訪談裡面舉證了，說我不想將這件事聚焦在我有沒有嫖娼那裡，那就很能證實我當初的估計和研判，就是他們（中共）一定會將這件事非政治化，去做一個簡單定性，但他們迴避一些更加重要的問題。例如，一個人有沒有嫖娼，他牽涉不到公眾利益，但是一個國家透過他們的政治警察、祕密警察施行虐待進行政治審查和迫害，這些事是他們很想迴避的問題。
第一，他們（中共）在官方證詞裡面，說我在羅湖被逮捕，那為什麼我會在西九龍出現？他們還企圖不承認我是在西九龍被逮捕，說我在深圳才被逮捕，但我是在西九龍、香港西九龍的高鐵站被截停，我亦是在香港西九龍高鐵站的公安派出所被攔截一段時間，問我很多政治問題，要求我拿出手機的密碼。
第二，如果是一件簡單的嫖娼事件，怎麼可能會在西九龍去偵辦去執法呢？
第三，如果是簡單的嫖娼事件？怎麼可能是由國保或國安單位進行偵辦呢？
他們並不負責這些事，他們負責政治迫害的事件，所以種種跡象你可以看到，其實整件事本質上來說是具有政治動機的案件，而這件事正是中共，正是政權當局迴避的事情。所以在整件事當中他們也都沒有回答這問題。而你也都見到中共駐英國大使劉曉明的回應，甚至他們的公安局回應，當然他們不會動用到國安單位去回應，因為他們定性了這件事是簡單的治安事件。他們說沒有嚴刑逼供、沒有酷刑虐待，這個是睜大眼睛講大話的謊言，這個才正是我們香港公眾要關注的焦點。
他們在第一個星期施行虐待，然後在第二個星期停止虐待，因為要等待上級的指示，他們也都擔心會不會如期15日後釋放。所以在第二個星期時，甚至國安或國保的人員帶上藥油、藥物去幫我治療，希望將這些施行虐待的罪證迅速消失。而外交部的回應，他們的回應其實是令我很詫異，他們要維護整個國家的司法形象。然後將一件明明發生的事說成沒有，所以這件事我針對他們簡單的回應。
記者：那麼除了嫖娼的認罪片之外，你在聲明裡都提到中共祕密警察，同時預拍了一個「背叛祖國」的認罪片段。你認為他們會在什麼情況下會利用這一個預拍的片，對你或者對香港的抗爭者進行進一步的抺黑或者攻擊？
鄭：我覺得目前的可能性很低。因為既然他們已經透過外交部，或者不同的渠道去說這不是政治事件，這是簡單的治安事件。他們就不會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公布我「背叛祖國」的那個片。因為這樣只會間接證實，如我所言本質上來說是一件政治迫害、政治性質的案件。那麼我覺得如沒有必要他們都不會拿出來的。但是到什麼情況拿出來呢？可能到魚死網破的階段。
我已經不介意了。如果他們直接跟你說，我們根據更多的情報，就說你可能是顛覆、可能是暴亂、武裝叛亂、間諜甚至是叛國罪，然後就將這個片放出來。當然那時候已經是一個比較嚴峻的階段。但我相信他們目前來說是不會拿這個片出來去佐證的，相信是會備而不用的。因為我認為他們是不想，目前來講是不想令整個示威活動白熱化。這樣的話就是直接地對示威者宣戰，也直接地對英國政府宣戰。
他近日在英國倫敦接受大紀元獨家專訪，時間長達3至4小時，這也是他在英國首次公開視頻。他詳細描述了被「送中」所經歷的遭遇。
本報將逐日連載對他合共六集的訪問，同時發布獨家視頻。
（一）艱難抉擇終站出 如向中共屈服會後悔一生
記者：唐詩韻
鄭：鄭文傑（前英國駐香港領事館職員工）
採訪日期：2020年1月3日
地點：英國倫敦
記者：非常感謝你接受大紀元的採訪，這應該是你在2020年第一次接受採訪，這是不是也是您在英國第一次接受公開採訪？
鄭：是，沒錯。
記者：謝謝你。我想香港的讀者與聽眾都非常關心你的情況。知道你經歷了很多，幾經波折方來到了英國，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你是否安全？
鄭：目前在英國暫時安全。在英國我暫時還沒發現有人跟蹤的情況，我目前用兩年的短暫工作簽證留在這裡。現在在與英國政府溝通，看看是否有一個更長期的身分可以留在英國。
在香港銷案被特工跟蹤
記者：在你離開香港到英國前，你在聲明中提到被人跟蹤。可不可以詳細講一下，中共如何滲透及你被跟蹤的過程？
鄭：在英國暫時沒有發現這個跡象，但在香港和台灣有遇到過。第一次在香港，我剛剛被釋放不久的時間。大約過了四五天，我要離開香港，因為我認為香港並不安全，我需要去銷案。所以我主動聯絡香港警察。
當然他們在我第一天被釋放的時候就聯繫我，問我可不可以取消那個失蹤人口的案件。由於自己驚魂未定與對香港警察有所保留，所以開始沒有特別理會他們的這個要求。但是直到我（8月底）要離開香港去台灣的時候，我擔心他們會在香港機場攔截我，因為我有失蹤人口案件在身。
的確我的擔心是有效合理的。因為正在我離開香港的那一天，在機場我聽到有陳浩天等等不同的示威者被截攔，其他如黃之鋒被抓等等的情況，甚至到現在也不能旅行，不可離開香港這個情況，所以我有這個擔心，我就需要去做銷案。因為這個原因，我就主動去找了當時找我的那個警員。
我必須要說，那三個負責我案件的警員，表現得很友善、很專業、很客氣。當時有一位香港警員對我說，擔心我會被媒體騷擾，可以去安全的地方做銷案。甚至當時叫我在油麻地天主教學校外面見面，然後帶我去警局或其它地方去做銷案。當時我坐的士去了那個地方。看見有一個穿白色衣服彪悍的男士站在那裡東張西望。
其實我在早前（從中國）放出來時已與英國領事館聯繫，報告過整件事情的始末。當時負責安全單位的人，我不方便提及他們身分，他提醒我要注意那些戴手環的人。我也不敢問太多。我的確在油麻地天主教學校外面見到他東張西望，而手上是戴著手環的。
記者：油麻地這一個地方是警方安排，不是你提出的？
鄭：不是我提出的，是他們安排我到那個地方等，去見他們。當時我見到而且還偷偷地照了相片。不久有三個穿便衣警員來了，出示了他們的警察委任證，做了自我介紹。然後說，如果不介意請上車。但車不是警車，是私人的輕型貨車。我驚訝的是那一位我覺得很可疑的男士正在東張西望，有一輛車緊挨著那三個警員的私家輕型貨車後面。所以我合理地懷疑如果我坐上那輕型貨車，他是會跟蹤我。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達到目的地或是否安全。
所以我與三位警員說，對不起，我不覺得安全，不如我直接去油麻地警署。他們說，理解明白。我就另坐了的士去油麻地警署那裡，他們就坐自己的輕型貨車去油麻地警署。我到油麻地警署的門口，一下車。我就見到另一位可疑人士，身形很大很壯，穿條紅色褲子咖啡色衣服，也是戴著一個手環。我就覺得很奇怪，他在看著手機。在油麻地警署附近沒有特別多商戶，民居也不是在正對面，我看不出他為什麼要站在那裡，當然我也懷疑他是跟蹤或負責監視我的人。
之後我進入警署，他們帶了我去一個審訊室進行銷案程序。當時我的心態是，我認為那兩個可疑人士是來自中國內地，是負責監視我的特工。正常來講，他要跟蹤你可以很隱蔽地跟蹤，但他們是很明目張膽地去做，故意在門口或附近讓你知道他們在那。
沒有向香港警方和盤托出的原因
我認為這是一個明確的警告，就是警告我不能在香港警察或香港政府的官方文件上留下一些可疑、敏感的記錄。我當然不知道香港警察知道多少。可能事實上他們知道一些，但也不方便將這些東西留在香港政府或警察官方文件上。這樣會讓香港政府非常難做。你想一下過程中涉及到國安、國保一些政治警察的單位，去嚴刑逼供、酷刑虐待、政治審查。
甚至我發現一批又一批的示威者因為這個理由在裡面，如果我將這個事告訴香港警察，他要不要記錄在香港政府官方文件上。那一幫是香港人，香港公民。香港政府是有責任去捍衛他們的權利，是要站出來發聲。如果一國兩制受到破壞，如果香港公民的合法權益受不到保障，但香港政府有沒有能力和勇氣去面對北京，面對中共政權、面對中央不退讓呢？當然我不會相信（他們有能力），事實上他們背後可能知道，很普遍甚至是共謀或很被動地接受，所以我明白他們的狀況。
所以在那個審訊過程當中，他問我的時候，當然是很客氣的。那個位置當然沒有籠子、老虎椅那些很恐怖的迫害人權的設施在那裡。正正常常兩個椅子一個桌子問話。我跟他們說，我沒有什麼要講的。當時我單一的想法就是想儘快離開香港，我不想在那個地方出事，不然的話我可能出不去，如果我講一些不該講的事。我說我不可以講。
當時有一位高級督察問我：你是不可以講，還是不想講？我回應說我不可以講，然後他們若有所思地點頭。說沒問題了，就交代給一個初級警員，然後就幫我完成整個銷案的手續。簡單地說我安全回到香港，不提及當中整個過程發生什麼事，這樣完成整個銷案，這樣才可以預期離開香港去到台灣。
在台北街頭被境外人士跟蹤
第二次被跟蹤就更加明顯了，更多的證據證明我被跟蹤。這一次是在台北。我在11月20日將整件事透過BBC、Wall Street Journal（華爾街日報）、Telegraph（每日電訊報）公開之後的三天，我在台北信義區走路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在後面跟隨。我發現之後，我嘗試去拍照，我想告訴他：我知道你在跟蹤我，你不需要這樣做，因為你已經暴露，我已經知道你在跟蹤我。我向他拍照。 他若無其事繼續走，（他是）一個中年男子，去到信義誠品大樓。
我就進去，我的目的就是想告訴他，你不要跟著我。我就等他離開，我自己就上了誠品看書。很奇怪，過了大約一兩個小時，我突然發現有一個一模一樣的人。但居然他的裝束、衣著是完全變了，但乃是同一個人。在大概離我四五米的地方，在假裝看書、看手機，我很驚訝。居然我已清楚告訴他，我知道你在跟著我，他居然可以換了全部的衣服繼續跟著我，我當時就決定再拍照。我就拍了兩張不同的相片和影片，就是同一個人的外貌，但是不同的衣服。
我就通知了台灣政府的陸委會，陸委會就將這個事轉給了刑事警察局，至少他們說要加強保護，確保我的安全。當然之後我從不同渠道包括台灣媒體得到的信息，台灣政府做了驗證，證實這個人不是台灣人，是來自境外的人士，當然他們沒有進一步解釋是來自哪裡，但我相信是來自中國內地或香港，甚至說不定可能是負責我案件的國保或國安人員，這個比較證據確鑿，因為三個小時內同一個人不同的衣服跟蹤我，我沒有其它可以解釋，我也感到台灣不是百分之百安全。之後我就離開台灣，來到英國。
如果向中共屈服 我會後悔一生
記者：你的自白書內提過，在你被釋放之前，中共一度警告過你不要公開拘留期間，除了嫖娼以外的任何信息，你會不會同意公開真相比跟中共妥協，長遠來說更加保障你個人安全，這個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鄭：我可以這樣說，如果當初他放我出來，他不公布罪名。或者我都可以捂著良心，然後說沒有事發生過，然後隨便找一份工作做。但一旦他公布了罪名，我都開玩笑地說，我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嫖娼犯了。可能我沒有辦法回頭，這個是第一件事情，我必須要面對的情況，我必須要講出來。
第二，我一直都很艱難地做決定，因為我在審訊過程中見到不同的示威者，我認識的一些朋友，甚至是被失蹤在內地，也都是被關押到現在，如果我不出聲，我不知道會不會他們就從此消失，我很想幫他們發聲，去國際社會呼籲。其實要更加關注這一班失蹤人的情況，這個對我來說，是被道德的責任感推動。
第三就是我不希望被中共這些所謂的要脅，或者所謂的黑材料噤聲；去把持、去威脅我，令我不可以再議論朝政，不可以再批評政府，我不想讓他們這樣威脅把持我一輩子，這樣我會一生後悔。
所以我也相信只有繼續去發聲，只有繼續去幫這個世界，去認清國安或者國保這些迫害或者違反人權的行為，才更能夠保障到我的安全。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可能有這樣的想法，就是覺得需要站出來，為香港人發聲。但是同時也看到在聲明都有提及過，其實中共祕密警察一度利用你國內的親戚或家人，試圖去威脅你，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有同樣的經歷。決定講出真相時已斷絕與大陸親人的聯絡。
記者：其實你有沒有擔心你現在在香港和國內親人的安危。
鄭：當然會了。他們當時審訊的時候也都明確告訴我，他們知道我的家裡人，甚至語帶一些威脅，就是你要兼顧你在中國內地的一些資產等等情況。所以其實我決定講出來的時候，我已經是斷絕了跟內地的親戚的聯絡，而我跟香港的親人聯絡也都非常有限，我也都不會將很詳細的資料或者敏感的內容去跟他們說，知道越少是越好。所以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因為就算我在英國我都會有思鄉的情緒，我都會想念他們。他們要出來都比較困難，包括文化的適應。包括他們對於自己是否真是覺得危險的認知是不同的。所以這個是一個代價，我只可以講我今天選擇出來講，為了他們的安全我都是儘量少跟他們聯絡。
記者：明白，的確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你公布了這件事情之後，你有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的反應？
鄭：大概會知道的。家裡人那邊的反應是會知道，他們也都會害怕的，也都跟我講不要特別出來講那麼多，都給過這些壓力的。但是我能夠理解那個狀況下的心理狀態。
不想中計 被定性為簡單的嫖娼案件
記者：我們討論一下外界的反應，你向BBC公布了自己遭遇後，中共立即向外展示了你出入會所和你認罪的視頻。在這方面你有什麼回應？
鄭：他們發布這些消息，我完全不感到意外。而它釋放這些材料出來，其實跟我的自白書基本上是沒有衝突的。不過我想說他們也都迴避很多的重點。第一，我在BBC裡面為什麼會迴避嫖娼這一個問題？最主要我知道北京方面，只是想希望整件事定性為簡單的嫖娼案件。所以我對這件事一開頭是迴避的，是不置可否的。因為我不想因為他們輿論輿情控制的需要，而被定性為簡單的嫖娼案件。
之後無論見到《每日電訊報》或者是《華爾街日報》，我都明確地講了針對他們通過非法的程序，例如強迫酷刑而做出的肆意指控，我是一律否認。而當然我也都相信他們一旦把我當成政治的目標和國家的敵人，或者漢奸這些稱呼，在他們審訊的過程當中已經明確提到。所以我相信一旦我成為他們的目標，以他們一黨專政、威權政權的本質，是可以動用所有國家資源去指控一個政治目標是有罪的。所以我並不想跟他們糾纏在是否嫖娼這個焦點。
因為這個正是他們想要的，例如你見到《人民日報》，它特別在BBC的訪談裡面舉證了，說我不想將這件事聚焦在我有沒有嫖娼那裡，那就很能證實我當初的估計和研判，就是他們（中共）一定會將這件事非政治化，去做一個簡單定性，但他們迴避一些更加重要的問題。例如，一個人有沒有嫖娼，他牽涉不到公眾利益，但是一個國家透過他們的政治警察、祕密警察施行虐待進行政治審查和迫害，這些事是他們很想迴避的問題。
案件由國保國安偵辦 具政治動機
第一，他們（中共）在官方證詞裡面，說我在羅湖被逮捕，那為什麼我會在西九龍出現？他們還企圖不承認我是在西九龍被逮捕，說我在深圳才被逮捕，但我是在西九龍、香港西九龍的高鐵站被截停，我亦是在香港西九龍高鐵站的公安派出所被攔截一段時間，問我很多政治問題，要求我拿出手機的密碼。
第二，如果是一件簡單的嫖娼事件，怎麼可能會在西九龍去偵辦去執法呢？
第三，如果是簡單的嫖娼事件？怎麼可能是由國保或國安單位進行偵辦呢？
他們並不負責這些事，他們負責政治迫害的事件，所以種種跡象你可以看到，其實整件事本質上來說是具有政治動機的案件，而這件事正是中共，正是政權當局迴避的事情。所以在整件事當中他們也都沒有回答這問題。而你也都見到中共駐英國大使劉曉明的回應，甚至他們的公安局回應，當然他們不會動用到國安單位去回應，因為他們定性了這件事是簡單的治安事件。他們說沒有嚴刑逼供、沒有酷刑虐待，這個是睜大眼睛講大話的謊言，這個才正是我們香港公眾要關注的焦點。
他們在第一個星期施行虐待，然後在第二個星期停止虐待，因為要等待上級的指示，他們也都擔心會不會如期15日後釋放。所以在第二個星期時，甚至國安或國保的人員帶上藥油、藥物去幫我治療，希望將這些施行虐待的罪證迅速消失。而外交部的回應，他們的回應其實是令我很詫異，他們要維護整個國家的司法形象。然後將一件明明發生的事說成沒有，所以這件事我針對他們簡單的回應。
記者：那麼除了嫖娼的認罪片之外，你在聲明裡都提到中共祕密警察，同時預拍了一個「背叛祖國」的認罪片段。你認為他們會在什麼情況下會利用這一個預拍的片，對你或者對香港的抗爭者進行進一步的抺黑或者攻擊？
鄭：我覺得目前的可能性很低。因為既然他們已經透過外交部，或者不同的渠道去說這不是政治事件，這是簡單的治安事件。他們就不會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公布我「背叛祖國」的那個片。因為這樣只會間接證實，如我所言本質上來說是一件政治迫害、政治性質的案件。那麼我覺得如沒有必要他們都不會拿出來的。但是到什麼情況拿出來呢？可能到魚死網破的階段。
我已經不介意了。如果他們直接跟你說，我們根據更多的情報，就說你可能是顛覆、可能是暴亂、武裝叛亂、間諜甚至是叛國罪，然後就將這個片放出來。當然那時候已經是一個比較嚴峻的階段。但我相信他們目前來說是不會拿這個片出來去佐證的，相信是會備而不用的。因為我認為他們是不想，目前來講是不想令整個示威活動白熱化。這樣的話就是直接地對示威者宣戰，也直接地對英國政府宣戰。
責任編輯：楊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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