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瘟疫】帶走倫敦五分之一人口的瘟疫
——倫敦大瘟疫
文／秦順天
1664年冬天，一顆彗星拖著長長的尾巴，從倫敦上空划過，占星家認為這是「惡魔要降臨人間的預兆」，戰爭、饑荒或者瘟疫可能會降臨。示意圖。(Photo by RODGER BOSCH / AFP PHOTO)
是什麼導致了瘟疫？為什麼只在這裡發生，而不在那裡發生？為什麼同在一個城市，這所房子或這一區域有疫情而其它的區域則沒有？為什麼即便在同一所房子裡，是這個人而不是其他的人感染瘟疫？他們同吃同住同呼吸，睡在同一張床上。是什麼原因造成如此差別？
預言變成了現實
像任何一次災禍一樣，瘟疫爆發前，上天就已經對倫敦進行了預警。1664年冬天，一顆彗星拖著長長的尾巴，從倫敦上空划過，占星家認為這是「惡魔要降臨人間的預兆」，戰爭、饑荒或者瘟疫可能會降臨。
兩年前，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因瘟疫死亡了5萬人。海峽對面的英國與阿姆斯特丹有非常頻繁的貿易往來，雖然一直對來往船舶實施隔離檢疫，英國卻沒能阻止瘟疫的入侵。1665年春，瘟疫開始在倫敦迅速蔓延。預言變成了現實。
基督教認為，瘟疫是上帝的懲罰降臨，「上帝是瘟疫的第一原因」。當時的基督教國家大多也是以宗教療法應對瘟疫。但與其它西歐國家不同，英國政府防疫對策逐漸脫離宗教，向世俗化轉變為以非宗教手段的政策防控。
早在1518年，英國政府就在歷史上第一次公布了瘟疫法，1543年頒布的防疫法令，幾乎囊括了以後的所有防疫措施。1578年，政府重新頒布防疫法，規定如果有人染疫，其所有家庭成員都不得外出，違者嚴懲；染疫者外出遊盪將被沒收財產、剝奪公民權，判重罪甚至處死；沒有染疫的家庭成員若四處遊蕩將被當成流浪者，受鞭笞或監禁。
1664年瘟疫爆發後，倫敦市政府推行了更為嚴格的隔離措施，為防疫的各個環節配備了警察、治安法官、搜屍人、屍檢人、崗哨、護理者等等。政府有權將疫區整體隔離，禁止出入；感疫者或疑似者被警察送入隔離營，不配合的公民被強制執行；為防止公民出逃，政府派專人監控，嚴懲不貸。對外來流動人口的管控也進一步加強了。
隔離當時引發了很多問題。無病症者被隔離，導致疫病在家庭成員間的傳播，當時的文獻表明，強制隔離造成很多家庭成員死亡，這樣的葬禮約占教區總數的1/3~2/3。
很多民眾把隔離政策看成是政府的懲罰而予以抵制，認為侵犯了他們的權利與人身安全，但往往又此遭到了更重的處罰。隔離被擴大化，不僅染疫人遭到隔離，一些身體健康的流浪人群也遭到限制懲罰。政府以防疫之名，將隔離演化成一種社會規懲手段，趁機加強了對民眾的控制。
當時瘟疫也散播到了法國等國家，與同期的其它國家相比，英國的防疫是最全面的：娛樂活動和聚會全部取消，戲院關門，酒吧歇業；為切斷傳染源，所有貓、狗等都被撲殺了；政府在城區內不停地燃火，認為高溫可以潔淨空氣，在街頭，經常焚燒辣椒、啤酒花及乳香等氣味強烈的物質；菸草被認為可以淨化空氣，有些地區，學校學生都被要求每天早上抽菸，以抵禦病毒散播。
但隔離政策與防疫措施是否阻止了瘟疫的擴散？事實證明收效非常有限。
9月上旬，長滿雜草的倫敦街道，幾乎看不到行人。每到夜晚，運屍車載著橫七豎八的屍體，運到各處埋葬。運屍車的車輪聲及車鈴聲，讓人毛骨悚然，熙攘繁華的倫敦城完全變成了死城。
根據記錄，從10月份開始，倫敦每週的死亡人數為一千人左右，之後每週死亡人數繼續攀升，高峰期每週有七千人死亡。8月到10月期間，倫敦就掩埋了七萬多疫亡的屍體。
1666年9月，倫敦城遭遇一場大火後，瘟疫就地消失了。有說法認為，大火燒掉了衛生惡劣的房屋及裡面的瘟疫源頭——老鼠和跳蚤，導致瘟疫消失。但流行病學的統計表明，在整個歐洲的所有城市，瘟疫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神祕消失的。
這場倫敦大瘟疫，使倫敦損失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超過十萬人。
亞姆村：贖完上帝派給人類的罪行
現代人熟知的亞姆村的故事，被認為是倫敦大瘟疫中成功隔離的案例。其實如果還原到當時全民信仰基督教的氛圍中，還會有更多的解讀。
亞姆村位於倫敦西北的德比郡，1665年9月，倫敦寄來的布料樣品使亞姆村的一個裁縫染疫而亡，之後三個月，亞姆村的42名村民相繼感染死去。
當村民想逃出亞姆村時，教區牧師說服大家留下來。牧師認為，如果是上帝的旨意，逃跑也不能躲開瘟疫，還會傳染別的地區，「我們要留在這裡，贖完上帝派給人類的罪行，如果我們不出去，就不會有更多的人被上帝懲罰了。」
牧師表示寧可自己死，也不願意把瘟疫傳給周圍的村鎮，這表現了他甘願自我犧牲的善良願望。其實，倫敦瘟疫爆發後，就有二十萬人從城裡出逃，後來政府出動警力，強制隔離了疫區，人流被禁止出入。疫區周圍很多地方都自我封路，攔截出逃者進入，當時逃出亞姆村的人，也有被歧視的記錄。
按照基督教的解釋，既然瘟疫是神對有罪之人的懲罰，若因瘟疫而死，可能就是在「贖完上帝自己的罪行」，人應該坦然面對，以獲靈魂的最終救贖。歐洲黑死病時期，馬丁‧路德也勸說眾人不要逃亡，他曾說：「當神的管教臨到時，我們最好是對死亡做好充分的準備，而非對其充滿恐懼。一心持守那愛的原則和自己的職分。」
所以，亞姆村民不出逃的行為，也體現了他們對瘟疫的理解。幸免於難的村民瑪格麗特後來說：「這確實非常可怕，但我們每個家庭都因虔信上帝，並不憂懼死亡。」儘管活下來的人越來越少，村民仍堅持到戶外空曠的草地上參加禮拜，他們禱告懺悔，希望村子儘早得到「上帝的赦免」。
當亞姆村死去了75%左右的居民後，瘟疫自行消失了。
能驅散上帝憤怒的，是潔淨我們的心靈
從14世紀的歐洲瘟疫肆虐時，人們就普遍認為，瘟疫是上帝對人類縱慾、道德淪喪的一種懲罰，是神靈憤怒引起的邪靈入侵了人體，也就是說，瘟疫不產生於現實空間而是神界，人們只能通過祈禱、懺悔等方式，淨化靈魂，尋求上帝諒解，以平息神怒，消除瘟疫。
當時文獻中，記載了很多用宗教療法治癒疾病的奇蹟。如，患有不育症及淋巴結核的婦女，經神父觸摸，疾病馬上消失，一年內生下雙胞胎；坎特伯雷的聖托馬斯用稀釋的血液治癒了失明者、精神病人、麻風病人和失聰者等等。直到16世紀，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地區爆發瘟疫時，還經常舉行盛況空前的祈禱儀式及宗教大巡遊，祈求耶穌、聖母瑪利亞或聖徒們的寬恕。
但在那時的英國，此類活動被嚴禁舉行，傳統宗教療法幾乎被完全拋棄，政府以法律手段推行隔離政策，雖然宗教人士認為其「不符合基督教的崇善原則」。
早期醫學從屬於神學，人們相信神是一切肉體和靈魂苦痛的主宰，身體的治癒必然伴隨著靈魂的治癒，所以，神聖（holiness）和治療（healing）有著相同的詞根，拯救（salvatjon）和治癒（cure）也是由同一詞根演化而來。
文藝復興後期，醫學漸漸脫離神學，醫學家注重在表面物質空間抑制病毒的傳播，人們被指導如何做好瘟疫的預防，似乎通風良好、環境清潔及飲食得當就可以免疫，當時的醫生被稱作「從宗教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內科醫生似乎更懂得解除瘟疫造成的發熱，外科醫生對祛除皮膚表面的膿瘡和腫塊有了更多的經驗。但史料中，沒有發現因治療而痊癒者，卻發現有因手術而喪命的例子。醫生所付出的努力並沒有實效，更多的只是安慰而已。不論在家庭還是在隔離醫院中，病人最後或者病死，或者不治而自愈。
政府認識到不潔空氣、水或羊毛布料及沒有理葬的屍體等會攜帶病毒傳染瘟疫，便立法加強城市的公共衛生的維護、清除各種垃圾污穢，但這是產生瘟疫的根本原因嗎？英國清教徒牧師查德頓當時對此悲嘆道：「能驅散上帝憤怒的，不是打掃衛生、保持室內與街道的清潔，而是潔淨我們的心靈，使我們的靈魂遠離罪惡。」
16～17世紀的兩百年內，倫敦城內就有十餘次大瘟疫，平均每一二十年就爆發一次。瘟疫期間，人們轉向宗教對瘟疫的解釋，開始關注靈魂的救治，佈道就比平時更為興盛。所以每次瘟疫爆發總是伴隨著新教、清教主義的發展，但瘟疫過後，很多人還是故態復萌。
1665年大瘟疫爆發時，倫敦已經從使用木材做燃料變為使用煤炭做燃料，工業生產效率大幅提升。經濟的飛速發展，吸引了各種人到都市發展。隨著人文主義的張揚，個性及自我被推崇導致慾望膨脹，人越來越關心肉身的滿足而非靈魂的提升，酗灑、賣淫、同性戀、亂倫、賭博等非常普遍，褻瀆神靈、違反上帝旨意的各種傷風敗俗在倫敦已成為時尚。當時就有虔誠的教徒憂心忡忡，認為上帝的懲罰即將降臨。
當然，現代人會更接受後世所謂「科學」的推斷，認為密集的人口及衛生條件的惡劣，促成了倫敦大瘟疫的爆發，而政府和市民缺乏防疫意識，使災難難以避免。
但必須注意到，作為現代衛生防疫制度的起源國，當時英國的醫療水平及防疫能力已遠超同時代其它國家，而且，英國早就實施了歷史上首例瘟疫法，其嚴苛的隔離措施堪與現代相比；如果說政府和市民缺乏防範意識造成了這場災難，那麽，歷史上無數次的瘟疫，哪一次是在人類有準備時襲來？如果說人口密度大、居住條件差、流動性強是瘟疫爆發原因，為什麼很多地區瘟疫的蔓延並不具有相同的條件？
倫敦大瘟疫讓我們看到的是，儘管政府採用了很多措施，面對瘟疫，人能掌控的因素微乎其微。瘟疫最後還是收取了它索要的死亡人數後，突然間同時從各地撤離，最終是它饒過了人類，而不是被人類的醫學及防疫政策打敗。
倫敦大瘟疫時，一名叫尼古拉斯德的醫生說的這段話或許會讓我們思考：「是什麼導致了瘟疫？為什麼只在這裡發生，而不在那裡發生？為什麼同在一個城市，這所房子或這一區域有疫情而其他的區域則沒有？為什麼即便在同一所房子裡，是這個人而不是其他的人感染瘟疫？他們同吃同住同呼吸，睡在同一張床上。是什麼原因造成如此差別？是上帝的智慧在區分，在一段時間中，他保護這一部分而不是其餘的那部分？我們不得不相信，在這樣的危險時刻，上帝是管理我們的唯一的神」。
21世紀的今天，人類的醫療發展及公共衛生的改善已經「先進」到歷史最高水平，為什麼卻還是難以阻隔武漢肺炎在全世界的蔓延？人們需要反思的，應該不單單只是物理層面的防控與隔離了。
參考資料：
默頓《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
蹇常磊《16-17世紀倫敦的瘟疫與社會》
鄒翔《16、17世紀英國的瘟疫及政府應對》
陳凱鵬 論近代早期英國防疫對策特點
馬丁‧路德《給身處瘟疫饑荒者的建議》
笛福 《倫敦瘟疫親歷記》
孫豔燕 世俗化背景下的英國政教關係
責任編輯：李婧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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