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和馬基維利

孫子和馬基維利

◎馬基維利

尼可羅‧馬基維利本人是一位佛羅倫斯公務員、外交官、政治顧問和實用主義哲學家。他最有名的著作《君王論》（The Prince）是一本寫給統治者的手冊。在當時義大利深陷動盪和危機的背景下，這本書奠定了馬基維利作為政治顧問的地位。他以平實的文字表達了強烈的緊迫感，反映出他對自己所處時代的絕望，以及他對佛羅倫斯乃至整個義大利在法國和西班牙強權面前的軟弱無能及其政治惡果的憂慮。出於同樣的原因，馬基維利還就軍事事務提出了明智而有說服力的建議。他主張依靠徵兵制度建立一支更具持久戰鬥力的軍隊，從而為保衛國家和擴張國家勢力提供更可靠的基礎。不幸的是，由他協助建立起來的佛羅倫斯自衛隊於1512年在普拉托戰役中被西班牙擊敗。和修昔底德一樣，馬基維利在失去實權之後有了寫作的時間，開始為其他人如何行使權力出謀劃策。

這種境況同時賦予了他一個超然的視角，增進了他對理想和現實之間差異的感受。他認為，在理想世界中，真正高尚的人總能因其善行而得到回報，而現實世界卻不那麼令人如意。馬基維利採用經驗主義研究方法，因此也被視為政治學之父。在他看來，自己並沒有提供一套新的道德規範，只是反思了同時代的實際道德規範。政治生存，靠的是不攙雜感情的現實主義，而不是對虛幻理想的追求。這意味著要重視利益衝突及其潛在的解決方式，解決這些衝突不是靠實力，就是靠計謀。但是，光靠狡猾和欺詐不可能創造出堅實的政治權力：立國的基礎仍然在於良好的法律和軍隊。

馬基維利對政治方法學的興趣，體現了包括孫子在內的大多數戰略家所追求的目標：如何對付別人可能更強大的力量。馬基維利並未誇大戰略的效用。風險總是存在的，所以不是總能辨明一個安全的行動方向。就像用20世紀的賽局理論預測「極小極大」結果那樣，他注意到：「從道理上講，你永遠別指望能躲過一個危險而不遇上另一個危險，但精明的人知道如何識別不同危險的本質，並選擇面對其中害處最小的一個。」該做什麼則由環境決定。「命運是我們半個行動的主宰，即便如此，它還是會留下幾乎一半歸我們支配。」甚至在這個明顯由人支配的部分，採取行動時也需要審時度勢。自由意志體現了讓事物適應人性的可能性，馬基維利則認為事物可以塑造人性。

馬基維利的《兵法》（Art of War），亦可直譯為「戰爭的藝術」，是他唯一於生前出版的著作，書名可能受到了孫子著作的啟發。實際上，從十七世紀的拉依蒙多‧蒙特庫科利（Raimondo Montecuccoli）奧地利陸軍元帥和軍事理論家，神聖羅馬帝國的親王，到18世紀的薩克森伯爵莫里斯，再到十九世紀的約米尼男爵（Antoine-Henri de Jomini）法國拿破崙時期的將軍和軍事理論家，他們關於這個主題的專論，大都也以「兵法」命名。這是個通用的書名，往往偏重於探討技術性問題。作為這類體裁之一，馬基維利的著作獲得了極大成功，翻譯成多種語言。他強調了常備軍的潛在價值，以及一個人如何以合適的方式服務於真正的國家利益。他還為當時的一些實際問題所困擾，從防守要塞到發明火藥。由於這本書是以就關鍵問題展開辯論的形式撰寫的，我們不能認為其中的觀點都代表了馬基維利的思想，確切地說，他在某些問題上的立場一直是模稜稜兩可的。但他關切的核心很清楚，尤其是他強調建立一支合格、忠誠的軍隊至關重要，可以保衛國家安全並為外交創造運籌帷幄的餘地。他理解戰爭和政治的關係以及徹底擊敗敵人的重要性，認為即使敵人逃離戰場也要消滅乾淨，使其再無機會捲土重來。他深知命運女神對戰爭的操控能力，因此在談及命運問題時態度謹慎。正是出於這個考慮，他主張作戰時傾盡全部軍力，而不僅僅是有限介入。毫無疑問，他還表現出了對詐術、詭計和間諜活動的重視，認為這些手段可以料敵機先，如果可能，偶爾還能不戰而勝。

不過，他的著作最引人注意的特點在於書中鮮有提到如何抵禦外敵，主要是強調國內臣民的忠誠和奉獻。具體說來，他更願倚重本地民兵，而不是只為錢打仗的傭兵。他不敢指望愛國主義，而更相信鐵的紀律，包括採取切實措施，嚴防逃兵帶走任何財物。「勸說或阻止幾個人做一些事情非常簡單，因為如果用嘴說不管用，你可以動用權威或武力。」而要取信於大眾則困難得多：他們必須聚在一起同時被說服。所以，「優秀的統帥應該是演說家」。對軍隊訓話可以「驅除恐懼、提振士氣、增進頑強、揭露欺詐、承諾獎勵、示險避險、灌注希望、賞優責劣，以及實現旨在撲滅或點燃人類激情的所有目的」。這類鼓舞鬥志的演說能夠激起全軍將士對敵人的義憤和藐視，同時令他們對自己的懶惰和怯懦感到羞恥。

在《君王論》中，馬基維利就如何攫取並掌控權力提出了惡名昭著、見利忘義的建議。在他看來，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恣意使用各種陰狠手段，表面還要裝得道貌岸然。潛台詞就是，一個人若追求言行高尚，便會萬劫不復。生存應該成為最高目標，否則將一事無成。君主需要隨形勢變化來調整自己的行為，包括在必要時行不道德之事。在他最著名的一段論述中，馬基維利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究竟是被人愛戴比被人畏懼好一些，還是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好一些？我回答說：最好是兩者兼備；但是，兩者合在一起是難乎其難的。如果一個人對兩者必須有所取捨，那麼，被人畏懼比受人愛戴是安全得多的。因為關於人類，一般可以這樣說：他們是忘恩負義、容易變心的，是偽裝者、冒牌貨，是逃避危難、追逐利益的。當你對他們有好處的時候，他們是整個屬於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談到的，當危險還很遙遠的時候，他們表示願意為你流血，奉獻自己的財產、性命和子女，可是到了危險即將來臨的時候，他們就背棄你了。

這種「性惡論」是馬基維利學說的核心。在書中某處，他對比了獅子和狐狸分別給人帶來的啟發，前者代表力量，後者則象徵著狡猾。一個人「必須是一隻狐狸，以便認識陷阱；同時又必須是一頭獅子，以便使豺狼驚駭」。由於「人都是卑鄙無恥的，不會對你信守諾言，所以你也不必對他們守信」。但是，被人看出不誠實就不妙了。這就是做狐狸的好處：「一個人必須知道如何掩飾自己的行為，學做一個偉大的說謊者和欺騙者。人們是那樣單純，並且那樣受著當前需要的支配，因此騙子總可以找到一些容易上當受騙的人。」君主最好盡量裝得「慈悲為懷、篤守信義、清廉正直、虔敬信神」，甚至還要這樣去做，只要這樣做有利可圖。讓人覺得苛酷無情是有好處的，有助於維護統治秩序，但千萬不要給人留下喪盡天良的印象。「每一個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樣的，但很少有人摸透你是怎樣一個人……群眾總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結果所吸引。」誤導，而且是大規模誤導的能力也是一種必要素質。在某種程度上，人們不會完全拋開對君主實際行為的審視，而僅從表面上判斷君主是否具有美德。馬基維利深知，要想守住權力，就必須減少對殘酷手段的依賴，以更適度、更得體的方式行事。

他提醒君主，應該避免讓自己受到憎恨和輕視。他不反對君主使用殘酷的手段，但認為只能在必要的時候使用這些手段，並要「一勞永逸」地達成目標，這就有可能讓暴行轉變成「對臣民有益的善舉」。他強烈建議，不要使用那種「雖然剛開始不易察覺，但時間一長不僅沒消失，反而越來越明顯」的殘酷手段。這個結論基於他對人類心理的研究。如果君主在一開始就使用了殘酷手段，而且之後沒有再次使用，「他就能夠讓人們安心，並在施予恩惠時贏得他們的支持」。否則，君主「將不得不一直把刀握在手裡，永遠無法依靠自己的臣民，因為他們深受暴政之苦，不可能從君主那裡得到安全感」。雖然暴行應該一次用盡，以使「人們隨後忘記所受之苦而減輕怨恨」，但相比之下，恩惠卻應該一點一點地賜予，因為「它們的滋味更好」。馬基維利明白，即使權力靠武力和詭計取得、靠殘酷手段鞏固，它的安全也有賴於民眾的擁護。最有效的權力應該是用得最少的權力。

雖然「馬基維利主義」已經成為詭詐和操縱之術的同義詞，但馬基維利的學說實際上要合理、有效得多。他認識到，君主越是被人認為愛做陰險勾當，就越不可能取得成功。明智的戰略家會為權力運行建立起一個良好的基礎，使之超越虛假和殘酷，取得卻實成就並廣泛贏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