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廢墟，兩個中國

一個廢墟，兩個中國

昔年台灣經濟四小龍，台灣經濟奇蹟是由一批離鄉背井的工程師所領導政治所創造；今日中國大陸堀起，也是由所謂的滿清王朝的清華大學理工校友所領導政治努力而成；而今台灣卻是由政治人物所操弄，兩者相較，優勝劣敗，不言可喻，值得反省。     

歷史如戲。     

往往一只寬寬窄窄的舞台，就道盡歷代世紀滄桑，留下無盡世間悲劇。可惜我們只會看戲，不會看歷史，我們的人生太短，歷史卻太長，我們或任何當代之人，始終學不會以歷史的縱深以觀當下，或預知未來；也因此始終分不清許多事件在歷史中的意義。

    惟一的例外，是現代中國的領導精英。    

2011年一月二十日，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天。 這一天，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2010 GDP數據，中國GDP總值十六兆美元，正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自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這是史上第一次，中國人超越了日本。 一 一 五 年的歷史巨輪，在中日關係上，代表太多屈辱、屠殺、毀滅、戰爭、家破人亡……，各種類型符號 至今未歇。

按理說，中國官方至少應在南京，或哪個長城關口放點煙火；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反應，卻異常冷靜謹慎。

    官方只發表三點聲明：     

一、這是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     

二、這只是量的總和，中國的高GDP是靠高耗能、低工資換取而來；無論國家的生態、民工的血汗都為此付出驚人的代價。因此量上中國超越了日本，質方面比不上，中國經濟結構仍有待提升；     

三、中國人口高達十三億，以GDP總量固是世界第二大，但以人均GDP換算只有三千美元，全球百名都排不上。     

一月二十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此數據之日，也正是胡錦濤訪美的最後一天。儘管歐巴馬以G2最高國宴款待，胡錦濤仍絕口不提中國今日之成就。     

無論國內或國外，不約而同，唱的都是同一齣低調之戲。     

許多人不了解中國領導者的心態。是的，中國正在崛起，但它小心翼翼地不與任何大國正面衝突，幾代領導者深記鄧小平遺訓； 中國要崛起，就不能與任何大國正面衝突，中國在國際政治上必須記住保持一件事：低調。                      

相較於台灣「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歡樂煙火與中共建政六十年的紀念儀式，可以看出兩岸領導精英面對歷史巨大的差異。     

中國建政六十年（2009年），不喧譁「共產建設」之偉大，執旗的士兵揮起五星旗，踩的是一六九個步伐。一六九這個數字，是從鴉片戰爭那一年算起的；這一刻的北京天安門，牢牢記住他們離海淀圓明園廢墟，不過幾十公里遠。     

另一個呈現中國歷史態度的是關於圓明園遺址的決策。2005年北京翻天覆地拆遷老胡同、舊民房，興建鳥巢、水立方之時，對該不該重建圓明園, 又成了巨大的辯論。

 最終北京市府決定維持2000年已定的方案，這裡將做為中國人永久國恥印記的「遺址公園」，這一片面積458.9公頃的舊物，要讓世代中國人永久憑弔，謹記十九至二十世紀，被列強燒殺搶姦的中國。

    北京領導者要人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廢墟；它是一部獨特的紀錄片；一齣最滄涼的戲；也是一面最重要的鏡子。

    在北京我常遇著兩種發跡的人，一種是忘了鏡子的人，金錶名車十足炫耀，首富行善送錢都得紅花花紙鈔擺在舞台，或直升機上塗個「趙本山」，惟恐人不知。另一種，如潘石屹，他常常睡覺初醒還沒全回神，第一個反應竟是害怕沒飯吃，下分鐘清醒些才想起「哦，我現在已是個百萬富翁了。」他用一個可愛的比喻和我聊天，他的靈魂有一半仍住著窮鬼，另一半才是今日發財的他。     

來台灣第一次，跟著大訪問團，結果機場擠了百名記者，燈光閃閃，嚇著他問我怎麼回事？    

我一下子沒法清楚回答, 就打笑地說：「你現在享受的是章子怡的待遇。」他從此明白「章子怡」日子不好過。 

    第二回在台灣見朋友，低調搭著小黃計程車、四處見風景. 他寫的自傳《童年的糖是甜的》，對年幼時的苦從不忘懷；至今的他仍常回甘肅天水家鄉，據說專事幫忙當地學校修廁所，「管屁股」；因為當地衛生條件太差了，許多女童不到十二、三歲，染病被迫割除了子宮。不能生育的中國鄉下女子，等於不能買賣或生產的牛羊，家人往往就把她們給放棄了；潘石屹想幫助這些女孩，至少有條件當個健康的媽媽。     

當代中國面對歷史與台灣或美國，有著重大差異。不像猶太人至今仍四處追捕納粹戰犯，也不想提父親及自己年幼時期的文革迫害。     

四人幫已死，毛澤東只剩個遺像，清朝也覆滅了。算帳，不能找回中國的公道；中國的公道得在歷史、在廢墟中靠自己重建。 

西方近日一本極為暢銷的書籍《當中國統治世界》，開文不斷地提醒西方讀者，中國真正殞落是1830年以後的事；在十九世紀之前，中國一直是全球GDP產值最高的國家，明末之前全球只有中國瓷人能生產精美的硬瓷、無與倫比的絲織品與英國貴族無法捨棄的茶。     

其實我們許多人的歷史書是白念的。我們只記得乾隆活了很久，也知道康雍乾三位皇帝皆為中國盛世時期。

    乾隆死於一七九九年，剛巧十八世紀的最後一年，他死後不到幾個月寵臣和珅下獄問斬。     他死前六年在承德接見英國使節團，臨走前英國人在圓明園內向他展示最先進的加農砲。但愚蠢又傲慢的老皇帝毫無警覺，據說直到一八六０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那兩門加農砲依然安靜地被擺圓明園內某棟建築物裡，與無數玉石、罐子、琺瑯器、鐘錶等各國貢品置放一處。在乾隆眼裡這些先進武器與音樂鐘等類似，只是個新鮮玩意。     

圓明園從盛世中國興建到殞落中國，最終命定以廢墟面貌流傳百世。     

我的北京朋友們告訴我，這是當今每一個北京中學生必上的校外教學課程。     

一個廢墟，兩個中國。     

歷史不只是戲；北京領導者只在要一、二環走兩回，等於看盡了好幾代的起伏。     

戲裡有如日中天的中國；有破落貧困列強焚燒的中國；有空喊口號的中國；有革別人的命也斷了自己命的中國；也有等了一六九年才崛起的中國。     

沉痛的一六九個步伐，北京踩地緊緊的；一個廢墟，兩個中國。這正是美國最怕也最敬畏中國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