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採訪】異議人士張展武漢50天見聞
上海異議人士張展於武漢封城期間，前往武漢醫院、殯儀館、小區等處觀察。（受訪者提供）
【大紀元2020年03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洪寧、李毅採訪報導）中共病毒（又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肆虐，上海異議人士張展在武漢封城後，前往武漢醫院、殯儀館、小區等多處觀察。2月7日，她將觀察文字和視頻發到網路上，因而微信遭到永久封號。她將這段時間對武漢疫區的百姓和當局的觀察，透過大紀元媒體與讀者分享。
張展是一名80後的網路異議人士，2019年9月，她因為撐著一支寫著「結束社會主義，共產黨下台」字樣的雨傘，在上海南京東路街頭遊行，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而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逮捕，在拘留期間被兩次做「精神病鑒定」。
張展目前仍滯留於武漢，3月16日以語音接受大紀元訪談。以下是她的訪談內容摘要。
記者首先請她談一下這五十多天，經歷最恐懼或痛苦的事情是什麼？張展說，讓她覺得最恐懼和痛苦的事情，還是看到這疫情的感染，還有出於對政府打壓的恐懼，以及自己被限制在旅館裡，什麼都做不了時，「那時是讓我最痛苦的」。
張展提到，在疫情爆發之初，她親身前往第一線，回來後恐懼感持續許久，「比如去第七醫院、人民醫院、火葬場、方艙醫院，去了之後，整個人就是在一種很強的恐懼之中。每次去之後，總有兩三天哪裡都不敢去，很害怕。」
張展夜間經過殯儀館，仍可聽到焚屍爐運轉的聲響。（受訪者提供）
80歲老人40天以來只有拿到2次的菜。（受訪者提供）
她談到，中共官方的宣傳和她實際走訪看到的情況有很大差距，「如果單聽官方宣傳，就會覺得他們的計劃很完美，比如他們提到，對社區有困難的人給予幫助。但實際去問社區裡面的人，特別是老年人，他們就會說什麼都沒收到，什麼關懷都沒有。」
「還有就是中央電視台說，這個疾病在控制中，但是實際上，在火葬場聽到轟轟的焚燒爐的聲音，不管白天、晚上24小時轉時，感覺到死亡的陰霾籠罩在這城市上。」她說。
張展提到，官方的宣傳其實是一種強烈的政治術語，「官方宣傳是按照他們上層的計劃，編織一些綵排的東西來作新聞，是一套政治術語，是一套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話術一樣，實際上，和每個人親身經歷的完全都不一樣。」
實際走訪醫院，她還發現輕症患者都無法進行檢測，「死亡人數幾乎是一個不解之謎了，我了解到，我之前在醫院裡看到，確診必須是要危重病才能用試劑盒，輕症的檢測幾乎是做不了。每天報武漢市死一百多人，但實際上一個殯儀館它的焚燒爐24小時轉的話，那整個城市的死亡人數肯定不止那些。」
張展親自到小區問年長者要感謝黨嗎？長者說，不用。（受訪者提供）
張展表示，「他們還建立一整套的信息封鎖機制，不接受任何外面記者的採訪，不回答任何問題，包括醫院裡的信息都是被隔離的，專門有一個部門來收集信息，其它的人都不知道；包括社區裡面發燒的人，都要通過社區去報到醫院。導致整個城市的管理是一個『黑匣子』，都被它們管控起來了。」
「我接觸的市民10人有8人，對這樣的防控工作都是有苦難言，有苦說不出。」她說，「剛開始封城時，是對整個瘟疫信息的屏蔽，導致公民大量聚集，感染人數很多，他們就突然封城。這種封城，他們對自己的錯誤沒有對市民做任何解釋，反而，給市民帶來了恐慌和城市人口的大逃離。」
「後來社區封閉，又是不經過任何探討就直接下命令，將每個社區圍起來，將人們像豬一樣關在家裡面。而且很多信息，市民都是被蒙在鼓裡面的，我覺得這更是一種奴化的城市管理，而不是在進行防疫。」
她提到，整個封城政策缺乏醫療專業的參與，而是大量部隊武警參與，「極權體制遺傳的統治基因沒有改變，處理方式非常不人性化。」
她說，在獨裁統治之下，「各種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可以看到。普通的人去買賣日常生活必需品都要像做賊一樣偷偷地去，怕被抓到。」「工商局的人以防疫的名義，直接把人家的營業執照拿走，不出具任何的執法手續，很常見。」
「以防疫的名義，幾乎可以剝奪一個人所有的權利，他們說這是為了百姓的身體健康，但吃喝那麼貴，每天都沒收入，經濟損失誰來彌補呢？他們沒有任何計劃和解釋，就強制推行，把瘟疫的數字控制下來，但就這樣，人們像被驢子、馬一樣，只能服從地待在家裡。一旦解禁以後，他們薄弱的防疫意識，一定會導致疫情再次爆發的。」
湖北人民醫院急診室的情況。（受訪者提供）
小區嚴密控管的方式，導致不時發生衝突。（受訪者提供）
她認為，政府急於解封是為了營造疫情趨緩的假象，「此前沒有任何解釋的權威式管理，造成人們的怨恨很大，它們為了平息民怨，就儘快解除這種封城封小區的措施。」
「它的執政邏輯是，封城的理由是感染的人很多，現在清艙，是因為疫情得到控制了，才解封。」張展說，「這種清艙就很倉促，以至於有的人在沒有被治癒的情況下，就被釋放出來。」
她還提到，「它們的政治思路想證明自己是萬能的，所以才採取這種強行的隔離，整個國家沒有公民參與探討，積極探討來解決問題，當它的很多政策沒有下傳到底層的時候，怎麼會有效呢？」
「這就像是一種表演，一種抗疫的表演，跟普通人的衛生健康基本沒有太大的關係。我看到老年人對此憤憤不平，很多中年人保持沉默。」她說。
由於中共的強制政策，使得底層百姓正面臨很大的經濟危機和生存問題，「很多人都說，要喝西北風了，像我所在旅館老百娘說，再下去要喝西北風。」她質疑，「當局把很多的資金財力人力都用在維穩上，僱用很多警察，包括建立方艙醫院，但實質上，物資醫療用在個人身上非常小。」
「比如給普通民眾免費發口罩，免費派發酒精，將這種核酸測試納入到醫療保險之內，或者免費提供測試，以及CT拍照等，這些全部都沒有，對於民生幾乎是『零投入』。」她說。
疫區的物價更是漲得離譜，「菜場超市都不讓開，讓社區統一採購，居民買的菜價格特別高。疫區應該是更便宜，但卻要承受更高的代價。雖然政府說投入錢了，當局投了錢去了哪裡了呢？」
「說都在為市民服務？這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張展說。
張展認為，這次所謂的「抗疫」，充分體現了共產黨體制從1949年到現在從未改變，只為了謀求一黨之私，而非為百姓謀福利。
「從49年到現在，（體制）從來沒改變過的，在一個無能為力、極其低效的制度下，要給自己唱讚歌，證明自己可以。所以，不管做什麼，在民眾這裡都沒有真實地感受到。它們即使做再多的努力，也都是在謀求私利，跟民眾都沒有關係。」
封城已經超過50多天，「現在整個武漢市就像一個大監獄，如果不儘快解封的話，那迎來的一定是經濟危機和生存危機，甚至就有可能會像1959－61年的饑荒再次重演。」張展說，「這種面臨的問題，經濟衝突和疾病帶來的開工率肯定不會太高。」
最後她提到，在公民記者方斌和陳秋實被抓之前，中共即對異見人士密切嚴控，對她本人也是如此，「基本上生活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之下。」
但親歷這場大瘟疫，即使受到嚴密控制，張展仍希望如實地反映疫區的問題。她表示，「我曾經多次呼籲共產黨下台，結束社會主義制度，因為我覺得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這種制度的詛咒之下，這種社會大規模的災難，越來越明顯，沒有一個人能逃脫其中，從上到下全部處在恐懼中，或者是處在一種罪惡的泥潭裡面無法自拔。」
責任編輯：林琮文
張展是一名80後的網路異議人士，2019年9月，她因為撐著一支寫著「結束社會主義，共產黨下台」字樣的雨傘，在上海南京東路街頭遊行，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而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逮捕，在拘留期間被兩次做「精神病鑒定」。
張展目前仍滯留於武漢，3月16日以語音接受大紀元訪談。以下是她的訪談內容摘要。
記者首先請她談一下這五十多天，經歷最恐懼或痛苦的事情是什麼？張展說，讓她覺得最恐懼和痛苦的事情，還是看到這疫情的感染，還有出於對政府打壓的恐懼，以及自己被限制在旅館裡，什麼都做不了時，「那時是讓我最痛苦的」。
張展提到，在疫情爆發之初，她親身前往第一線，回來後恐懼感持續許久，「比如去第七醫院、人民醫院、火葬場、方艙醫院，去了之後，整個人就是在一種很強的恐懼之中。每次去之後，總有兩三天哪裡都不敢去，很害怕。」
數據成不解之謎 市民甚麼援助都沒收到
她談到，中共官方的宣傳和她實際走訪看到的情況有很大差距，「如果單聽官方宣傳，就會覺得他們的計劃很完美，比如他們提到，對社區有困難的人給予幫助。但實際去問社區裡面的人，特別是老年人，他們就會說什麼都沒收到，什麼關懷都沒有。」
「還有就是中央電視台說，這個疾病在控制中，但是實際上，在火葬場聽到轟轟的焚燒爐的聲音，不管白天、晚上24小時轉時，感覺到死亡的陰霾籠罩在這城市上。」她說。
張展提到，官方的宣傳其實是一種強烈的政治術語，「官方宣傳是按照他們上層的計劃，編織一些綵排的東西來作新聞，是一套政治術語，是一套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話術一樣，實際上，和每個人親身經歷的完全都不一樣。」
實際走訪醫院，她還發現輕症患者都無法進行檢測，「死亡人數幾乎是一個不解之謎了，我了解到，我之前在醫院裡看到，確診必須是要危重病才能用試劑盒，輕症的檢測幾乎是做不了。每天報武漢市死一百多人，但實際上一個殯儀館它的焚燒爐24小時轉的話，那整個城市的死亡人數肯定不止那些。」
當局不對隱瞞疫情道歉 反而進行奴化管理
張展表示，「他們還建立一整套的信息封鎖機制，不接受任何外面記者的採訪，不回答任何問題，包括醫院裡的信息都是被隔離的，專門有一個部門來收集信息，其它的人都不知道；包括社區裡面發燒的人，都要通過社區去報到醫院。導致整個城市的管理是一個『黑匣子』，都被它們管控起來了。」
「我接觸的市民10人有8人，對這樣的防控工作都是有苦難言，有苦說不出。」她說，「剛開始封城時，是對整個瘟疫信息的屏蔽，導致公民大量聚集，感染人數很多，他們就突然封城。這種封城，他們對自己的錯誤沒有對市民做任何解釋，反而，給市民帶來了恐慌和城市人口的大逃離。」
「後來社區封閉，又是不經過任何探討就直接下命令，將每個社區圍起來，將人們像豬一樣關在家裡面。而且很多信息，市民都是被蒙在鼓裡面的，我覺得這更是一種奴化的城市管理，而不是在進行防疫。」
她提到，整個封城政策缺乏醫療專業的參與，而是大量部隊武警參與，「極權體制遺傳的統治基因沒有改變，處理方式非常不人性化。」
她說，在獨裁統治之下，「各種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可以看到。普通的人去買賣日常生活必需品都要像做賊一樣偷偷地去，怕被抓到。」「工商局的人以防疫的名義，直接把人家的營業執照拿走，不出具任何的執法手續，很常見。」
「以防疫的名義，幾乎可以剝奪一個人所有的權利，他們說這是為了百姓的身體健康，但吃喝那麼貴，每天都沒收入，經濟損失誰來彌補呢？他們沒有任何計劃和解釋，就強制推行，把瘟疫的數字控制下來，但就這樣，人們像被驢子、馬一樣，只能服從地待在家裡。一旦解禁以後，他們薄弱的防疫意識，一定會導致疫情再次爆發的。」
方艙全面清艙與抗疫表演 出於政治邏輯
她認為，政府急於解封是為了營造疫情趨緩的假象，「此前沒有任何解釋的權威式管理，造成人們的怨恨很大，它們為了平息民怨，就儘快解除這種封城封小區的措施。」
「它的執政邏輯是，封城的理由是感染的人很多，現在清艙，是因為疫情得到控制了，才解封。」張展說，「這種清艙就很倉促，以至於有的人在沒有被治癒的情況下，就被釋放出來。」
她還提到，「它們的政治思路想證明自己是萬能的，所以才採取這種強行的隔離，整個國家沒有公民參與探討，積極探討來解決問題，當它的很多政策沒有下傳到底層的時候，怎麼會有效呢？」
「這就像是一種表演，一種抗疫的表演，跟普通人的衛生健康基本沒有太大的關係。我看到老年人對此憤憤不平，很多中年人保持沉默。」她說。
維穩支出大增 百姓都要喝西北風了
由於中共的強制政策，使得底層百姓正面臨很大的經濟危機和生存問題，「很多人都說，要喝西北風了，像我所在旅館老百娘說，再下去要喝西北風。」她質疑，「當局把很多的資金財力人力都用在維穩上，僱用很多警察，包括建立方艙醫院，但實質上，物資醫療用在個人身上非常小。」
「比如給普通民眾免費發口罩，免費派發酒精，將這種核酸測試納入到醫療保險之內，或者免費提供測試，以及CT拍照等，這些全部都沒有，對於民生幾乎是『零投入』。」她說。
疫區的物價更是漲得離譜，「菜場超市都不讓開，讓社區統一採購，居民買的菜價格特別高。疫區應該是更便宜，但卻要承受更高的代價。雖然政府說投入錢了，當局投了錢去了哪裡了呢？」
「說都在為市民服務？這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張展說。
武漢疫情凸顯共產黨與民爭利本質不變
張展認為，這次所謂的「抗疫」，充分體現了共產黨體制從1949年到現在從未改變，只為了謀求一黨之私，而非為百姓謀福利。
「從49年到現在，（體制）從來沒改變過的，在一個無能為力、極其低效的制度下，要給自己唱讚歌，證明自己可以。所以，不管做什麼，在民眾這裡都沒有真實地感受到。它們即使做再多的努力，也都是在謀求私利，跟民眾都沒有關係。」
封城已經超過50多天，「現在整個武漢市就像一個大監獄，如果不儘快解封的話，那迎來的一定是經濟危機和生存危機，甚至就有可能會像1959－61年的饑荒再次重演。」張展說，「這種面臨的問題，經濟衝突和疾病帶來的開工率肯定不會太高。」
共產黨才是空前災難的根源
最後她提到，在公民記者方斌和陳秋實被抓之前，中共即對異見人士密切嚴控，對她本人也是如此，「基本上生活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之下。」
但親歷這場大瘟疫，即使受到嚴密控制，張展仍希望如實地反映疫區的問題。她表示，「我曾經多次呼籲共產黨下台，結束社會主義制度，因為我覺得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這種制度的詛咒之下，這種社會大規模的災難，越來越明顯，沒有一個人能逃脫其中，從上到下全部處在恐懼中，或者是處在一種罪惡的泥潭裡面無法自拔。」
責任編輯：林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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