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美國欲重建經濟秩序 擺脫中共禍亂
【大紀元2023年05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程雯綜合報導）「以過度簡化市場效率的名義，將戰略商品的整個供應鏈，連同製造這些商品的行業和工作崗位，都轉移到了海外。這種假設——『深度貿易自由化將幫助美國出口商品而不會送走就業和產能』只是一個承諾，但是從來沒有兌現。」美國總統拜登的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說。
「我認為以前的全球（經濟）秩序已經消失了嗎？是的，從第一天起我就認為這對美國不利。我的立場是，在過去的25年裡，這些機構機制並沒有為美國的利益服務。我會說它們確實是為中國（中共）發揮作用了，也為歐洲起到很好的作用。」前總統川普政府時期的美國首席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說。
據「政客」在5月25日刊登的對全球貿易格局變化的分析文章中說，隨著北京加大軍事侵略力度並在貿易問題上採取更強硬的立場——有時會對違抗它的國家實施禁運，這讓美國政治光譜左、中、右各派的政策制定者，都意識到了整個政治領域的轉變。
於是，從拜登代表的進步主義，到拜登的批評者——堅持自由貿易的中間派與川普推動的專注於與中共競爭的民粹主義者，所有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都在努力打造一個新的全球經濟體系，以取代他們幾十年前建立的體系。
美國在第一次冷戰結束時下了一場「賭注」
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舉行的一次例行聽證會上，共和黨資深參議員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指出，美國在第一次冷戰結束時下了一場「賭注」。
「我認為說這個『賭注』失敗了是個公平的說法。」這位佛羅里達州議員總結道，他強調，共產中國和俄羅斯比上次冷戰結束時「更加專制」和「更加暴力」——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4月份於布魯金斯學會演講時幾乎一字不差地重複了這句話。
盧比奧指的是：過去美國對中共實施的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以理查德‧尼克松訪華為開端，以引導中共加入WTO為標誌，最終失敗了。
盧比奧說，一直以來，美國認為，這將「帶來更多財富和繁榮，帶來民主和自由——許多國家的國內變革——並最終確保和平」，「我們的外交政策就是圍繞這一點制定的，儘管這只是一個經濟理論，但它基本上是我們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礎」。
聽證會上的所有人都同意盧比奧的評論，包括拜登政府的第二號外交官、副國務卿溫迪‧謝爾曼（Wendy Sherman），她帶著懷舊的遺憾說道：「我們過去都希望看到那個願景，但是發生改變的是，今天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是我們都以為我們知道的1990年代那個時候的習近平。」
美國人大概相信，那也會是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領導人，會帶領中國自然地從共產主義轉入西方的自由民主方價值體系，但這並沒有發生。
讓我們說，也許「賭注」之前的勝利——羅納德‧里根促成的蘇聯東歐共產陣營的解體，美國贏得了冷戰，世界一度進入和平發展的時期——讓美國有信心下了這個「賭注」；而這場「賭注」——希翼中的共產中國的國內變革並沒到來，所以，這「賭注」的失敗，應歸結於其中共制度與美國倡導的制度願景並不相容。
現在，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華盛頓應該降低其對自由貿易的願望了，以應對中國共產黨帶來的國家安全風險。
回顧：主導中共加入WTO帶來的後果
那麼，在克林頓政府的主導下，中共在2001年加入了WTO，這個歷史性錯誤的後果是什麼呢？
沙利文在他的布魯金斯學會演講中說，「以過度簡化市場效率的名義，將戰略商品的整個供應鏈——連同製造它們的行業和工作崗位——都轉移到了海外。深度貿易自由化將幫助美國出口商品而非就業和產能的假設是一個承諾，但沒有兌現。」
幾十年來，在支持全球化的政策下，許多供應鏈都外包給了中國，從低端微芯片到電子產品中使用的關鍵礦物。
隨著北京為其工廠提供補貼，西方政府正在鼓勵全球化和外包，以降低消費價格並增加企業利潤，這兩項政策相輔相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動了中國的工業發展——在40年的時間裡一步步强化了中共的實力，同時掏空了美國「鉄銹帶」和發達國家的其它工業區，美國付出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和累計數萬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的代價。
前美國首席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說，「我認為以前的全球（經濟）秩序已經消失了嗎？是的，從第一天起我就認為這（中共加入WTO）對美國不利。我的立場是，在過去的25年裡，這些機構並沒有為美國的利益服務。我會說他們確實為（共產）中國工作。」
不過，雖然各派都看到了共同的症狀，但對病根的診斷卻大不相同。萊特希澤和其他人指出，現在普遍要求經濟改革的呼聲源於他們和其他全球化批評者們幾十年來一直在提出的論點，這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之交西雅圖的反WTO抗議活動。那時，那些抗議者們就認為，WTO最終會以犧牲美國工人的利益為代價，並不會為大多數人帶來繁榮，卻會加劇不平等。
批評者說，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共在制度上作弊。儘管在2001年加入WTO時名義上同意全球自由貿易規範，但作為其「中國製造2025」戰略的一部分，北京依舊向其戰略性行業提供補貼，並利用其在WTO規則下自稱為「發展中國家」的身分來規避通常會限制工業化發達國家的規則。
萊特希澤說：「美國……給予了中國最惠國待遇，然後20年的時間讓一切都變糟了：我們失去了工作，我們的社區分裂了，我們對阿片類藥物上癮了……」
也正是這種情緒助長了商人川普在2016年的崛起和當選總統。
現在，川普式的民粹主義正在蓄勢待發，準備好維護自己的、更具民族主義色彩的替代方案。
再次發起對白宮衝擊的川普已經發誓，要加強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的分離，稱他將禁止中共投資大量美國工業，包括農田、能源、技術和醫療用品。
拜登的願景：「以工人為中心」
不過，不同於對於共產主義制度的抨擊，進步派經濟學家將「賭注」的失敗，解釋為是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推動經濟政策的所謂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了不平等、金融危機和社會動盪，並且在面對全球性的挑戰時顯得無力。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4月在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發表演講時，「這種版本的全球化——專注於低成本和監管薄弱——是造成像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經濟體如何控制許多關鍵行業的原因。」
在今年1月，戴琪在達沃斯論壇上告訴世界經濟精英們，拜登政府將努力塑造一個圍繞保護工人的「世界經濟新秩序」。
目標是，用「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取代舊的全球化經濟模式（自由貿易和市場依賴），不僅為美國人，而且也要為全世界的工人提高工資。
他們將不再允許美國公司遷往工資低和法規少的國家，而是設想組建一個遵守更高工人權利和環境保護標準的國家俱樂部。如果貿易是在高標準國家之間得到促進，並阻止不遵守這些標準的國家加入，那麼回報豐厚且保護環境的經濟活動就會受到激勵。
如果新自由主義被貼上全球主義的標籤，它支持全球精英的利益，那麼拜登的政策可以被稱為「國際主義」，它支持工人的利益，無論其國籍如何，工人利益高於精英和企業主。
這個？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新海市蜃樓。
1990年，在第一次伊拉克戰爭前夕，喬治·H·W·布什總統用幾乎相同的話告訴國會，美國將追求基於共同持有的民主和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新世界秩序」。
「一個新世界正在努力誕生」，他說，「世界各國——東西方、南北國家——都能在其中繁榮昌盛、和睦相處。」
一代人之後，從新冠病毒（COVID）大流行爆發到中共全球威脅加劇和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入侵戰爭，在這些多重危機之後，美國兩黨各派的領導人們都放棄了這個願景。
連極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前外交政策顧問馬特‧杜斯（Matt Duss）都說：「這就是問題所在：你如何改革一個本質上旨在讓資本利益優先於勞動力的全球經濟體系？」
拜登政府實際上實施的政策
而拜登政府在當前實際上施行的，是試圖通過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和社會福利來重塑美國社會和經濟。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刺激計劃，包括美國救濟計劃、美國就業計劃和美國家庭計劃，總額超過4萬億美元，旨在創造就業、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應對氣候變化、擴大教育和醫療保健服務等。他還計劃通過提高富人和企業的稅收來資助這些計劃，打破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的低稅負原則。
進步派經濟學家認為，美國有足夠的財政空間來實施這些計劃，因為公共債務並不會帶來嚴重的經濟成本，至少對於像美國或日本這樣的國家而言。
拜登的經濟願景遭到了這樣一些批評，有些人認為他的計劃過於龐大和昂貴，可能會引發通脹、赤字和浪費。還有些人認為，他的計劃過於干預市場和個人自由，可能會削弱美國的競爭力和創新力。有些人更認為，他的計劃是一種政治動機，旨在鞏固民主黨的權力和選民基礎。
在國際上，拜登在兜售一種新型經濟「夥伴關係」，旨在提高經濟標準，同時避免關稅的第三軌——他對亞洲推行「印太經濟框架」（IPEF），並對西半球推進「經濟繁榮美洲夥伴關係倡議」（APEP）。
戴琪說：「我主要關注的是將美國宣傳為可靠和積極的合作夥伴，實際上世界上有很多國家真的希望與我們進行經濟合作。我真的對接待的熱情感到鼓舞，即使你可能沒有預料到。」
或者，世界正在加速向中共加入WTO之前的樣子靠攏
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的演講上表示，「但世貿組織需要進行根本性改革，以應對……龐大的非市場經濟體的存在。」
舊世貿組織的資深人士表示，改革的一條途徑可能是與其它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並且可能無視中共及其盟友。
在去年秋天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活動上，五位前美國貿易代表表示，如果美國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塑造WTO，華盛頓可以出去談判「諸邊」交易——無論是在WTO結構內，還是在外部，比如拜登的新「夥伴關係」——為成員設定更高的全球貿易標準，但將中共等對手排除在外。他們認為，如果這些交易帶來增長和廣泛的繁榮，那麼更多國家將熱衷於加入西方軌道，並遠離北京。
許多美國決策者都意識到，改革後出現的組織將與華盛頓在一代人前幫助塑造的WTO有根本的不同。
萊特希澤說：這一願景更像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這是西方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協定，早於世貿組織。
各個領域的貿易領袖都承認，全球貿易機構的未來不會像美國領導人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設想的那樣，建立一個基於共識的全球性組織。
而如果無法達成政治共識，拜登的團隊很清楚，他們不會等到WTO改革後才追求更廣泛的貿易議程並遏制中共。
沙利文說，美國和盟國可以「共同調整我們的方式來應對某些從根本上有害的非市場經濟做法」，比如來自中共的做法。
未來無論美國哪派當選 都無法改變的趨勢
進步人士和民粹主義者都注意到了美國政治領域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如此深刻，以至於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現在都使用「新經濟秩序」一詞來描述需要什麼。
學者們表示，經濟秩序不僅僅是個別政策，還意味著超越多個選舉周期的「以持久方式塑造美國政治的意識形態、政策和選區的集合」，這也是歷史學家加⾥‧格斯特爾（Gary Gerstle）在他2022年出版的《新自由主義秩序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liberal Order）一書中所說的。
出於不同的原因，兩個陣營都在主張為美國國內產業提供更多支持。去年這個聯盟聯合起來通過了美國《芯片法案》。
正如戴琪所說，幾十年來，全球貿易一直是一場「逐底競爭」：企業通過轉移到工資較低、監管較少的國家來尋求更大的利潤。戴琪認為這導致了不平等的加劇和環境的退化。
萊特希澤等右翼人士，主張推行「美國優先」政策，他也毫不掩飾他想讓美國與中國經濟明顯脫鉤的願望。
據「政客」分析說，華盛頓新貿易議程——以及川普和拜登之間可以達成的共識——以《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USMCA）為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這是川普政府於2020年簽署的替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貿易協議。
USMCA在國會得到廣泛支持，在眾議院獲得了385票，在參議院獲得了89票，即在參眾兩院得到近90%的支持率。
USMCA優先考慮了勞工和環境條款以及市場准入，並降低了關稅，同時廢除了不受歡迎的投資者與國家爭端解決條款。
戴琪、萊特希澤和國會中的幾乎所有貿易立法者都同意，任何未來的貿易協議都應該以USMCA為模式。
萊特希澤說：「我們應該首先照顧好美國的工人，然後再考慮建立世界秩序——而不是反過來。」
責任編輯：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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