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白紙」和中共文化

知名漢學家林培瑞在洛杉磯視覺藝術家協會舉辦的「六四」紀念活動上發言。資料圖。（劉菲／大紀元）

【大紀元2022年12月23日訊】最近中國城市裡出現了「白紙」抗議活動，含義很豐富，讓我聯想近半個世紀來的許多有關的現象。

1973年，「白卷英雄」張鐵生，為了支持毛澤東在文革間的反智精神，沒有回答物理化學的高考卷子上的問題，反而在考卷後面寫了幾句損人的俏皮話。官方事先安排了他這樣做嗎？我們無法知道，但官方用他的例子去做的宣傳是很清楚的：高考是狗屁，知識分子是臭老九。

簡言之，「白紙」是「反智」的意思。但最近在上海、北京等地的「白紙」是相反的意思。「這張紙是空的」變成了「這張紙包羅萬象」。

我第一次聽到「白紙充滿意思」的概念是在1989年春，北京學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時候。有人告訴我一個蘇聯笑話，說有一個人到莫斯科的有名的紅場去示威，胸前擺著一張白紙。警察上來扣押，示威者抗議，問，「憑什麼扣押？我啥都沒說！」警察說，「沒錯，可是你的意思很明顯。」

的確，白紙能傳達的意思不少。大體上分析，有兩種作用，「攻擊作用」和「自衛作用」。

攻擊作用至少有三種好處

一是內容靈活，觀看者看到了白紙以後，能補進去許多意思。知道是反對的意思，但具體是什麼樣的反對意思，觀看者能夠挑選。而自己的挑選自己當然同意，因此效果更有力。記得1983年共產黨宣布「反對精神污染」以後，中國知識界普遍不以為然。少許幾位作家支持了政府的口號，但絕大部分保持了沉默。甚至可以說有一種「誰能夠保持最有意義的沉默」的比賽。「白紙」起了作用。

二是容易傳播的好處。知識分子，包括學生，是有頭腦的人。寫一句話大家很自然會有些或大或小的不同看法。但白紙呢？我知道你在抗議，我也想抗議。這麼多就夠了。贊同！容易傳得很廣。

三是效果更恐怖。對觀看者來說，看到幾句話的印象深，還是看到白紙的印象深？看到了白紙，只能輸入自己的內容，而所輸入的自然更貼近自己的經驗和想法，印象更深。心理學家研究過：為什麼恐怖故事有時候比恐怖電影還要恐怖？因為電影是外在的形象。我坐在這兒，你那些恐怖的事情在屏幕那裡，有距離。但恐怖故事發生在我自己腦子裡，沒距離，更恐怖。白紙的作用類似。

1月26日，南京傳媒學院的一名女生舉起了一張白紙抗議，引發共鳴。（網絡截圖）

關於「空白的力量」 舉兩個例子

2005年底，劉賓雁，中國在八十年代數一數二的最受歡迎的作家，很尖銳地批評官方行為，在美國過世。劉的兒子大洪和女兒小燕都從中國到美國來參加葬禮。火葬之後，小燕把骨灰帶回中國，準備按父親的願望埋在國土裡。賓雁生前設計了碑銘：「永眠於此是一個曾經說過一個人應該說的話，做過一個人應該做的事的中國人

賓雁的家人在北京郊外的墳場找到了地方，付了錢，請了刻石工人，但兩天之後工人說抱歉，你們要的碑文不能刻，上面不同意。家人商量之後，覺得暫時什麼都不刻，就留一個空白的石頭。多有力量！有什麼文字比這片空白更刺人心？

第二個例子有關我以前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前輩同事，劉子健教授。他是宋代歷史權威，我跟他合教了一門「中國文明史」的初級課程。劉教授有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以後到東京去翻譯的身分參加東京戰犯審判，再到美國來念博士，變成有名教授。毛時代一直沒能回國，與親戚朋友不自願地斷絕了關係。在美國三十年用的筆名一直是「半賓」，意思是說「半個客人」。

毛死以後他非常嚮往回國跟親戚朋友見面。第一次回，70年代末，約了他最心愛的弟弟在某館子裡吃飯。弟弟來了，坐他對面一個多鐘頭，一句話都不說。英文有一個字叫unspeakable，意思是說「可惡到語言無法描寫的程度」。劉子健弟弟的意思是他的三十年的經歷unspeakable。這也是一種「白紙」的表達。

現在分析上面所說的「自衛作用」

拿白紙來示威，警察抓了以後可以說「我什麼都沒說，你憑什麼讓我喝茶？」這種自衛最後可能沒有用，因為共產黨瞄準了要懲罰你，小規模的「貓和老鼠」遊戲不一定起作用。但至少是一個工具。

我看到上海示威者大喊「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也注意到他們的技巧。一個人喊「習近平」，群體回應「下台！」一個人喊「共產黨！」，群體喊「下台！」這樣一來，被捉之後，都可以說「我沒有說過整句話」。在表層上，這也是一種「白紙」手段。

2022年11月27日，上海市民在街頭舉白紙，抗議當局封控措施。(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相關的一個自衛方法是唱歌，讓聽者體會深意。共產黨不能禁止你唱國歌，但頭一句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唱的意思，你明白嗎？國際共產主義最推崇的歌，《國際歌》的第一句是，「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1989年春，中國大學生在街上唱了這兩首歌。2022年也唱了。讓聽眾從表層意思轉換到深層意思也是一種「自衛」作用。

在公開場合上，掩蓋或半掩蓋自己的想法是因為害怕政治懲罰。哪怕是我遠在美國加州大學裡開課都很清楚地能夠感覺得到。我開的中國文學課的學生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國大陸來的。上課的時候要是提到稍微有點「敏感」的問題，他們不說任何話。點名請他（或她）發言，只是搖頭，不吭聲。

但到我辦公室裡來，一對一跟我談，不但願意說敏感問題，而且有時候還特別想說，甚至跟我解釋為什麼不願意在課堂裡說話。「我不認識其他的同學，不知道有誰會不會舉報。」原來在加州，課堂裡做「白紙」也是為了起自衛作用。

（林培瑞是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現在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書。他專門研究中國現代語言、文學、通俗文化與政治文化。）

轉自美國之音

責任編輯：孫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