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老報人憶往論今：大時代下的抉擇（上）
講述人生關頭找尋真相過程：每個歷史時間 很多淒慘故事都有中共身影
【大紀元2020年12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蔡溶美國紐約報導）「我覺得現在不光是美國的關鍵時刻，也是世界的關鍵時刻。美國是自由世界的燈塔，如果美國都淪陷，真的無處可去。我對此有非常深刻的體會！」活躍於紐約新聞界三十多年的Mary陳女士說。
陳女士是上個世紀百萬逃港大軍的一員，在香港曾加入逃港知青辦的雜誌《北斗》做編委，因感於香港離中國共產黨太近，時時沒有安全感，在70年代末申請難民移民美國。
回顧她的前半生，她感嘆在兩個人生的重要關頭，都幸運地作出正確抉擇，讓她的人生歷程完全改寫。如今美國大選開啟正邪之戰，她講述自己在人生關頭找尋真相的過程，希望給讀者一個借鑑，在風雲變幻的大時代背景下，每個人所面臨的選擇。
以下根據訪談資料整理，以第一人稱敘述。
下鄉後明了真相
1968年文革時我才十幾歲，那時差不多所有的老三屆（指1966年大陸「文革」爆發時在校的三屆高中學生和三屆初中學生），除了個別出身好的，其他全部趕到農村去，就是上山下鄉。
當時這種情形，我開始還認識不清楚。但是文革期間共產黨那邊也流出不少文件在外面，例如廬山會議的情形等關於共產黨內鬥的信息，諸如此類的我都蒐集了。
我下鄉以後生活非常非常辛苦，經常吃不飽，舉目無親，曾經有幾次生了疾病也沒人理我。開始我還以為只要我在農村拚命做工，與當地農民搞好關係，也不見得沒有前途，但是後來事實證明並不是這樣。
第一我跟農民關係好，從他們口裡面我真正知道共產黨是怎麼樣壓迫、壓榨農民，讓他們生活在最底層，把他們的工糧、餘糧，把所有種出來的東西差不多都掠奪一空。然後農民跟我說，最慘的不是「解放前」。（中共標準的宣傳是「解放前吃苦，解放後享福」）
農民跟我說，中國最慘的並不是所謂「解放前」，而是大躍進的時候沒得吃，差不多餓死。所以我才慢慢認清共產黨的本質。然後再把以前蒐集來的廬山會議文本找出來，看了才知道共產黨裡面一直都有殘酷的鬥爭，而不是他們所說的「為了所有人都過上好日子」，什麼共產主義生活。所以我在離開大城市到了鄉下後，才慢慢認清共產黨的本質。
第二是個人的原因，我已經非常努力，曾經由當地的農村保送我去考大學，結果考出最好的成績，但因為我的家庭關係，說我有一位親戚是基督教徒所以判刑，還有我的家庭背景是知識分子，屬於黑九類，不讓我上大學。
我如果在大陸留下去，根本一點前途沒有。加上我的戶口已經遷離廣州市到了農村，無論我偷渡成功或失敗都不會連累家人，在這種情形下我決定偷渡。
70年代偷渡高潮 用腳投票
那時我才十幾歲，從中國的廣東經過八小時與驚濤駭浪的搏鬥，才到了香港。在這之前，我曾經第一次偷渡不成功，被抓去坐牢。出來後第二次偷渡才成功，當時的確是以生命為賭注。
那時已經是偷渡潮後期了，很多在中國邊界下放的朋友已經離開，所以我那時非常困難才到香港。到了邊界已經沒吃的，只能摘了樹葉來吃。
那真的是九死一生，但感謝上帝，我沒有被鯊魚吃掉，也沒淹死，所以最近這幾年我們香港的朋友在一個小島為逃港死難者立紀念碑，可以時時拜祭，寄託哀思，也是記錄下中共暴政帶來的苦難，我非常感謝他們做的這些事情，因為那幾十年在偷渡當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根本沒有辦法去統計！
香港 香港人讓我永遠感恩
剛到香港，向來少通音信的遠親、素不相識的朋友，都熱心地給予幫助，提供住所，贈送衣物和生活必需品，介紹工作，讓我很快就安頓下來。
很多人說，香港人只懂得賺錢沒有人情味，我的感覺完全不是這樣。我到了香港，香港人不光是物質上資助我們，甚至精神上也給我們很大的鼓勵。他們說，在香港餓不死人的，只要你努力就行，也沒有現在人說的什麼歧視大陸仔、大陸妹的情況，我做工時與工友的相處非常好，只要你拿出心來和他們交往，他們對你非常好，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充滿人情味，充滿同情心的社會。
香港人的確為大陸苦難的同胞提供了無私的幫助。1961年中國大饑荒時期，中南部的人說開放邊境三天，讓飢餓的老百姓自由去香港，把包袱丟給英帝國，廣東的人利用這段時間大批跑到香港，後來我聽香港的親戚說，梧桐山上全是難民。整個香港都被難民潮所牽動，很多香港人拿著麵包、飲料到梧桐山給他們吃，後來要把這些難民送回給大陸的時候，香港人就在路上攔著，為救大陸飢民躺在車前阻止遣返，那是六十年代的事情。
我是七七、七八年的時候逃到香港，我一邊讀書一邊做工，最多時曾經兼職三份工作，後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在大陸即使成績優異也不給上大學），我在香港進入大學，讀新聞系。在香港待了三年後，與先生和9個月的小孩一起移民美國。
抓緊機會前往美國 遠離共產黨這個災難之源
70年代末香港還沒有提到九七（回歸）的問題，主要是我覺得香港離共產黨太近，還是很危險。在香港生活時，我經常半夜好像聽到電話鈴聲響，或者外面急煞車的聲音，就馬上驚醒，以為自己仍然身處大陸、大陸公安來抓我。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自己的安全，為了子孫後代，既然有移民美國的機會，就算在香港已經站穩腳跟，生活也有一些基礎，我們還是決定放棄、移民美國。
當年我是以美國移民法第七優先（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知識青年，以及中國歷次運動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獲得移民批准。
那時飛機票非常貴。來到紐約，我們身上只剩200美元，那還是香港一個親戚借給我們1,000元港幣，然後換成200美元。
到美國後，先生去餐館打工，我在家帶小孩。後來我們搬到唐人街，先生去唸書，我把小孩託付給人帶，自己也打工。經過三十幾年的奮鬥，我們有了安定的生活，非常幸福的家庭，兩個兒子都在藤校畢業，孫子一個8歲一個10歲。我最感慨的，是香港、是美國給了我這些機會。
我覺得在兩個關鍵的時刻，幸好我都選擇了正確的路，要不然以我的個性，喜歡把心裡話都說出來，在中國一定沒有好下場。現在香港的情形大家也知道，共產黨已經全面接管了香港，如果我在香港的話，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下場。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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