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週年──「天安門事件」的背後與省思

六四週年──「天安門事件」的背後與省思

（摘錄自《金庸茶館》）

從事后種種跡象觀之，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其實是一場美國和英國在幕後策劃的政變，以圖推翻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政府，以便扶植一個親西方的傀儡政府。鄧小平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用坦克鎮壓大學生。鎮壓八九學運換來的是中國往後16年的穩定和高速發展，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最無辜的是那批大學生，因他們被那些所謂的民運人士利用。當他們在九泉之下看到當年煽動他們在天安門靜坐的所謂民運人士（如柴玲、吾爾開希之流）在美國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和中國現在的高速發展時，他們一定死不瞑目。

民主的基礎是人民具有相當的素質及文化水平，89年的大陸甚至現在的大陸還不具備這樣的民眾基礎，89年的大陸農民中大半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如果把國家交給這樣的民眾搞民主，後果簡直不堪設想。最後所謂民主很可能演變成軍閥混戰。民主在大陸不是倡導一下就可以實行的，必須要循序漸進，慢慢來，提高民眾的整體素質及文化水平是當務之急，不然什麼民主、自由都是空談。

其次要培養民眾參政議政的意識和水平，不然對著一群只認錢的民眾談什麼國家、前途也是枉然。第三獨立思考能力，不要很容易的被當權者或其他人的言論所左右，能夠獨立作出判斷，不然僅僅是一群受過高等教育的容易頭腦發熱的愚民罷了。只有民眾達到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選出一個既有政治智慧又具治國才能的政府領導國家，而這一切的基礎就必須要發展經濟，有錢好辦事，不然拿什麼讓民眾受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及整體素質？

事實上，那些所謂的民運人士在中國過去27年的改革開放中，除了叫喊一些浮誇的口號和提出一些虛無縹緲的理想外，根本沒有為中國作出過任何貢獻，情況很像香港的民主派。世界各地的政變和所謂的人民力量（如烏克蘭、格魯吉亞、委內瑞拉和吉爾吉斯），都和外國勢力有關，類似的陰謀一樣可以應用在中國和香港。

民主制度對美國來說是好東西，美國當然不會將免費送給人。但美國可以將一個不健全、只得一個空殼的民主制度送給很多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印尼和拉丁美洲。這些國家沿用的美式民主制度表面上和美國模式相近，但實際上和美國有很大出入，這也是為何美式民主制度在這些國家失敗但在美國實行成功的緣故。

實行民主制度的條件是要很高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社會穩定、足夠的包容和社會凝聚力和國民普遍了解民主真正意識。美國因具備以上條件，所以美式民主制度在美國運作成功。但美國在菲律賓、印尼和拉丁美洲在缺乏以上條件之下強行實施美式民主制度，結果這些國家經常出現政變內亂，妨礙社會整體發展。結果這些國家長期處於貧窮狀態，美國便可以繼續剝削其資源，這些國家繼續當美國的奴隸。

我們可以說，若只得概念而沒有實質支持的情況下，民主制度只會形同虛設，發揮不到應有的作用。我們也可以說，美國高調批評別國的政制發展，甚至要求別國盡快落實民主，往往別有用心。

不要忘記的是，當中國在1989發生六四時，同一年在德國的柏林圍牆被推倒，接著幾年是蘇聯解體和東歐共產政權倒台，而且當年美國中情局和與美國關係密切的支聯會曾介入六四，這幾件事來得太巧合，情形很像近幾年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發生的政變，總之事件並不單純！

俄羅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除波羅的海三國外）、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國的共產政權倒台後，社會持續不穩和分化、生活水平倒退，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和勢力大不如前。這都證明了在缺乏實質支持的情況下實行民主，只會阻礙社會整體發展。

辜勿論六四誰是誰非，辜勿論六四是否由美國策劃的政變，我們應該慶幸六四失敗令中國沒有步前蘇聯和東歐後塵，我們更應該慶幸中國能在過去16年保持穩定和高速發展，令國際地位不斷提高。

現在中國政變可能對美國沒有好處，但1989年的中國很貧窮，政府只開放幾個經濟制區，若當年政變和內亂，非但不會影響美國的利益，亦會減少了一個潛在敵人。

簡單點說，美國人、至少是美國白人對於自己和別國的意識和態度基本是這樣的：美國就是世界的主人，這世界的一切都是美國的！西歐、加拿大、澳洲以及新西蘭、南非這些國家是自己的兄弟朋友，自己有肉吃就賞給他們口湯喝！（不過，美國人基本上是瞧不起他們的，覺得他們懶，什麼事都得找他）

反對他的國家就是電影裏的大惡人，除了和他不和之外基本沒做什麼大奸大惡之事（不過和他不和就是最大的罪過），最後都要不明不白的做件壞事，然後再稀裏糊塗的被自己這個英雄打敗（俄羅斯和中國都有幸位列其中）！其他那些國家，既無相互利益，又無相互衝突。基本上就被美國當作死人。不，應該說被當作空氣、不存在更合適一點！

當然了，這個總結是把美國人的意識整個揉和起來說的。個別來講，美國人也有善良的，不過少！妄自尊大在美國幾乎是深入民心！

美國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看法表面看起來是很矛盾的：既欣喜，又害怕！喜的是這樣能支撐美國日漸衰退的經濟！怕的是中國會威脅特他的老大地位！其實一說出來了也很簡單，一點也不矛盾！

此外，中國后來處理sars跟六四的缺陷，感覺起來有點相似，一開始處理不夠果決，也沒有底線跟準則，結果任由事情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概六四民運開始時，領導團內部對此運動的處理方式也是相互爭論，難有定案，是以民運分子對政府的「底線」到底在哪裡根本不清楚（只怕當時政府自己也不清楚），最後一廂情願的越鬧越大。

給予人民某事務的自由，同時設定「界限」在哪裡，且明白告知越界後的相關懲處或後果，這是一個政府很基本的事務。在六四末期，學生們知道他們的行為將面對的是流血鎮壓嗎？如果他們不知道因而自以為「一切會變好」，那是學生的錯嗎？那麼或許六四學生就是單純熱血不夠世故，但如果沒有單純跟熱血跟不世故，那也不叫學生而叫「老奸巨滑」了。是學生不幸，沒有遇到一個堅定冷靜而老練的政府。「六四」──實在是個政府跟民間都兩敗俱傷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