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國安部高調露面 中共危機盡顯
【大紀元2024年05月01日訊】（大紀元記者宋唐、易如採訪報導）近期中共國安部在各個領域，包括經濟、外交、金融等都有涉足，之前的所謂「隱蔽戰線」非但不再隱蔽，而且越來越高調，這既暴露出中共列寧主義組織形式的內部祕密，也暴露出現階段中共的危機已到了無法掩飾的地步了。
越來越高調的中共國安
在今年4月15日中共的國家安全教育日，中共國安部通過微信號發布一段三分多鐘的視頻，再次向中國民眾發出嚴厲信息：外國間諜無處不在。
視頻中一名男子「偽裝」成 「街拍達人」、「科技高知」、「商業精英」和「外賣小哥」，收集各種敏感的「國家機密」，「隱匿人海，他們可以偽裝成任何人。」旁白說，「但只要有14億的你我，就能築起14億道防線」 ，鏡頭中出現了男女老少各種人，甚至還有一個騎嬰兒車的女娃。
這不是中共國安部第一次喊出這樣的口號，一年前的8月份在國安部開通微信帳號的第一個帖文裡，就要求全民抓間諜，並對舉報者進行獎勵。
迄今為止，國安部微信號已經發布了兩百多個帖文，今年則加大了漫畫、視頻、動畫片、紀錄片等多媒體力度。1月份推出了名為「神隱特偵組」的漫畫系列第一集中，中共安全人員發現在偏僻的「西山」山區，有「可疑」人員假借開發房地產的名義，進行測繪活動，還提取礦石樣本。
在今年4月15日，中共國安部推出了「十大反間諜案例」，排在首位的李亨利（李滬祥）的「間諜罪行」是2019年向香港親民主抗議者提供資金支持，影片充斥著典型的強迫電視認罪風格，旨在羞辱和玷污目標的名譽。還有被普遍認為是中共人質外交受害者的加拿大人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但影片幾乎沒有提供他們 「間諜行為」 的細節。
圖為李亨利 (李滬祥)（視頻截圖）
美籍港人梁成運被指控在過去三十年間為美國從事間諜活動，他被判處無期徒刑。該影片首次披露了中國公民黃宇被判間諜罪並於2016年被執行死刑的消息。還包括台灣研究員鄭宇欽，加拿大籍夫婦王丕宏和趙汝芹，他們在2017年回中國探親時被捕。
保護衛士評論說，該片品質一般，素材大多來自庫存圖片、重演方式拙劣以及包括數段囚犯被銬手銬的片段，採用了一如既往浮誇且伴隨揮舞血旗等宣傳。
中共國安部歷來低調，現在如此密集在社交媒體上大肆宣傳有些異常，這一變化的表面原因之一，可能與2022年底任命的國家安全部長陳一新有關。陳一新是中共黨魁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的省委副祕書長、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是習的貼身智囊，喜好利用社交媒體傳達官方信息。
2018年9月在擔任中央政法委祕書長期間，陳一新在一次會議上公開鼓勵政法幹部、警察以及宣傳人員，開設自媒體帳號，額外賦予「筆桿子」的責任，是「主動為黨分憂」。
國安恐懼蔓延全社會中共危機無法掩飾
自中共黨魁習近平上任以來，這個遠離人們視線的祕密間諜機構大幅提升了其公眾形象並擴大了其職權範圍，在中國城市裡促進國家安全的海報和標語在人行道、地鐵、校園和廣告牌上隨處可見。
2017年，北京市政府開始對任何幫助揭露間諜的人提供高達5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
2021年1月國安部新聞辦罕見回答《法治日報》記者提問，其中提到國安部的性質時說「繼承了黨的隱蔽戰線的紅色基因」，是「對黨絕對忠誠」的「紅色隊伍」。同年底國安部副書記、宣傳教育局副局長褚保堂也罕見在《新聞聯播》出鏡發言。
這些宣傳在強化了這樣一種印象：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的任何互動都會受到政府的懷疑，中共國安部正在努力讓對間諜的恐怖心理在年輕人心中生根發芽，讓人們之間產生不信任感，破壞了社會的正常生活，引起了強烈反感。
4月24日在上海幾名男子穿著同款藍色T恤一起跑步，被保安人員擋下，指稱他們是「統一活動」，保安解釋說「超過一定的人數，統一服裝，就不行了」，「黃浦區有規定，包括外灘，都有這樣的規定」。
最近有一個在美國做時政視頻的女播主「七七叭叭TALK」，也因評論習近平而被大陸國安打電話過來騷擾。這位播主說，「我想，我一個才五萬粉絲的小頻道，就被查到這種地步，我看得出來是真的瘋了。」
美國時政視頻的女播主「七七叭叭TALK」（視頻截圖）
長期關注中共政局的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對大紀元表示，主要是習近平上來搞獨裁不得人心，但又不能這樣說，所以就想到外頭去找間諜，他說外國是挑動事端的源頭。共產黨在做大動作大迫害之前，一定要找境外勢力作為藉口，包括對香港反送中的鎮壓等等。
美國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葉耀元對大紀元表示，這可能跟中共認為現階段民眾對於中共政權的信心越來越低有關係，過去國安事件完全是隱祕狀態，但現階段處於或明或暗的狀態，表明現階段中國人民對共產黨政權的支持率不高，中共掌握到這件事，當然要加深對人民的恐嚇。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兼所長沈明室對大紀元表示，因為習近平本身的不安全感，他認為人民會反對他，一些政敵或政治對手可能會對他造成影響，還有國外聯合起來對付他，他也需要國安部去收集一些相關的情報。「情報部門依照他的需求告訴一些事情，這讓獨裁者更依賴國安部，國安部當然就會越來越高調。」
沈明室表示，國安部高調就表示說國安部希望表功，然後能夠獲得晉升。但是缺點就是，人家就越來越知道國安部在做些什麼事情，過去的隱匿戰線就效果就可能就會消失或降低，因為各國政府就開始注意到習近平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部還有各個部委之間的關係。
政權不受信任楓橋經驗沒有用
國安部宣傳的全民抓間諜，與黨魁推崇楓橋經驗密切相關，自毛以來還沒有哪個中共最高領導人在《 人民日報》 或其它官方媒體上公開引用有關「楓橋經驗」的言論，但習一上台就讚揚楓橋模式，他還談到了「群防群治」。
王軍濤表示，楓橋經驗說到底就是群防群控，靠群眾一起來管理，但群眾又不會管理，經常會出現濫用暴力，互相之間搞得很恐怖。共產黨實際上在改革開放之後，引進了很多西方的專業化管理方式，但習近平不喜歡這個，他對楓橋經驗感興趣，是因為楓橋經驗比較符合他的水平，他的專業素養不夠，做事沒有什麼水準，沒什麼章法，而且比較剛愎自用。
「共產黨靠兩個東西維護，一個就是利用貪婪心，一個利用的恐懼心。楓橋經驗就是製造恐怖，製造恐懼心理，給自己建立獨裁專制提供一個藉口。」他說。
根據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裴敏欣的研究，過去幾年西方主流媒體花了很大的篇幅來報導中共的高科技監控，但他認為共產黨主要不是靠技術，而是靠組織。
裴敏欣表示，中共走的就是人民戰爭、楓橋經驗。高科技的監控有許許多多的限制。信息員是中共線人體系裡面檔次最低的一等，比較高級的線人就是特勤。
他說，現在的出租車司機、快遞員、清潔工、攤販、樓長，還有物業管理員、停車場收費員，很多都是信息員和特勤。他們能與許多人接觸，近距離觀察到很多動靜。
不過根據中共公安單位的內部文件，組織監控的有效程度年年遞減，這與人們社會意識的變化以及黨、政組織機構的權力和權威的削弱直接有關。因此國安越來越依賴技術監控和特情監控。
曾經從事國安工作的美國律師高光俊撰文表示，八十年代前80%的己破案子依靠的是群眾路線，因為那時中共尚未開放，中共個基層部門形成一個嚴密的網絡，幾乎所有陌生的人、不尋常的線索都會通過這張網反映到公安局。隨著共產主義「美麗光環」的逐漸消失，群眾路線這個法寶不靈了，沒人有興趣為公安機關反映情況，公安越來越依賴技術偵察和特情偵察。
沈明室對大紀元表示，中共鼓勵舉報，或在社會推廣全民抓間諜，可以產生一些嚇阻作用，只要有陌生人來，或者陌生的外國人進來，每個人都用異樣眼光看你，如果做出一些不尋常舉動的話，可能就舉報了。
「這對那些比較初級的間諜才有效。」他說，「但這種引鴆止渴方式，深層影響是整個社會的不信任感升高，文革那種兒子舉報父母，同學舉報老師的情況就會發生，就變成沒辦法信任你身邊的人，整個社會產生不信任感。」
王軍濤表示，世界各國間諜活動實際上比較規範，因為間諜活動是高度專業的，只能在一個特定的領域，達到特定的目標，不能濫用。但中共更多的像黑社會，它會濫用這些保密，包括踐踏一些專業規則。
國安擴權暴露中共是列寧主義祕密組織
中共國安部一般被認為類似美國的FBI的國內安全機構，20世紀80年代的國安人員大多數是警察，國安系統也強烈偏好在中國境內對目標進行攻擊。但自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來，國安部已經整體擴權。
今年4月份陳一新《求是》發文說，所謂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就是既加強政治、經濟、軍事、國土等傳統安全，又防控好生物、數據、人工智能等非傳統安全風險，防止「黑天鵝」、「灰犀牛」事件發生，「統籌運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司法、教育、科技等各種手段。」
文章透漏，自2015年以來，中共以國家安全法為「統領」，相繼出台了國家情報法、反恐法、網絡安全法、生物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反外國制裁法等20餘部國安立法，制定修訂110餘部含有國安條款的法律法規。
在4月29日在《學習時報》發表的文章中，陳一新解釋總體」一詞的含義是，「全體系構建」、「全領域防控」、「全方位統籌」、「全手段運用」和「全社會動員」。他還特別強調了「反顛覆、反霸權、反分裂、反恐怖、反間諜鬥爭」的五反運動。
文章還提到，國際發展格局合作轉向競爭，國際安全格局穩定轉向震盪，「由穩變亂」「由亂變危」的風險加大，非傳統安全的隱患愈發多元，遭遇「黑天鵝」「灰犀牛」事件的概率愈發增大。
中共本來是一個列寧主義祕密組織，是在祕密的顛覆正常社會中發展出來的，間諜活動作為中共官僚體系的一個常規組成部分，本來就存在於各個機構中，中共內部從宣傳到國際聯絡，都使用了一系列間諜技術。而所謂的「總體國家安全」只不過把以前隱藏的東西表面化。
從微信號發文來看，國安部涉足了外交、外貿、科技、金融等幾乎所有重要領域：從間諜偷水稻種子、大學生翻牆加入反華政黨，到中英雙語發文促美英停止網絡攻擊中共等等。
沈明室表示，國安部以前應該是在國內維持政權的穩定，但是現在它也開始往外走，可以看出現在習近平透過國安委指揮國安部，不論是內部或外部的問題，國安部以國家安全理由，管轄範圍越來越廣，有點凌駕到各個部委之上。以國安部為主導去監督或整合外交部、對外經貿部或海外國企的一些作為，強化各種反情報作為。
沈明室說，中共所有的滲透或竊取機密或派遣間諜人員，不單單只是在外交、軍事跟國防，各個領域都有，尤其是商業間諜或金融間諜。另外它派到國外去的新華社記者或武官，或國營企業的人，如果當黨有情報和滲透需求的話，也會交代給這些人。只不過現在看起來好像習近平更加依賴國安部，就變成由國安部來主導、來發布這樣的任務。讓大家感覺國安部越來越不隱蔽了，然後越來越高調。
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是，去年對美國盡職調查公司的搜查，中共出動了國安部而不是本應該執行任務的市場監督部門。
王軍濤表示，從去年12月習近平就開始讓安全部進入金融工作會議， 2021年開始動用公安機關去抓市場中他認為的敵人，現在由安全部抓敵人。因為安全部辦案的特點就是保密性很強，文革後共產黨有所謂新的刑事訴訟法，一般的案件都要受一些制約，但安全部辦間諜案件不受這些制約。
今年三月份習近平在北京接待了一批美國高管後的第二天，國安部發布了一段據稱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長達六分鐘的「微電影」，展示了一家諮詢公司代表外國機構竊取一家尋求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的商業機密。
專家表示，中共國安部的這類做法，破壞了正常的國際貿易規則，抵消了中共吸引外資與外企的努力。
沈明室表示，每個外資外企都會收集一些商業情報，了解在中國大陸投資的風險。或委託人去做這樣的研究，或自己收集。但中共就認為他们在收集情報，用反間諜法因應外資跟外企， 可能藉任何理由就抓起來，當然就會影響到他的投資意願，之後不想待在中國大陸。就會影響到整個外資跟外企人才的調動跟運用。
葉耀元表示，這就表示有太多不清不白的紅線，對於外企來說，好好的做生意反而被扣上帽子說是國安事件，你的資產就被消失。這表示它的司法體系跟政法體系越來越不公開，不只是不公開，而且用一種很灰暗的方式在處理，對於大多數歐美國家的投資者來說，會覺得投資這個市場的風險太大了，不僅錢沒有了，連人都被關起來。
中共間諜猖獗西方反擊
在中共國安國內外擴權，越來越高調的同時，4月份以來西方突然對中共海外的間諜活動進行了反擊。
4月初，瑞典驅逐了一名有該國居住許可、已在那裡住了20年的中國女記者，稱該記者對瑞典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4月22日去年因涉嫌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的一名英國議會研究員與另一名男子，被英國執法部門以間諜罪指控。
4月23日德國聯邦檢察官宣布，警方逮捕了一名歐洲議會德國議員的助手。該助手涉嫌為中共情報部門從事間諜活動，將歐洲議會的決策信息傳給中共，並幫助中共在德國監視反共人士。
近日，荷蘭通用情報與安全局（AIVD）公開表示，中共的間諜活動日漸猖獗，給國家安全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威脅。
沈明室表示，西方對中共的滲透本來有了解，只不過是把他們抓起來的時機問題。歐美國家知道這些人是間諜，一方面可以利用這些間諜去散布一些假情報給中共，誤導中共，這是比較積極性的反情報作為；比較消極的反情報就是這些人抓起來，如果不抓起來，可能洩漏的情報更多。但是抓起來之後，整個國際就會發現，原來中共對歐美國家的滲透這麼嚴重，就會激起這些國家想要在情報合作上面加強反制中共的滲透或竊取情報的作為。
葉耀元表示，中共在歐美做的這些諜報案，不是從兩三年前開始，可能從90年代就開始做到現在。以前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現在既然兩邊鬧翻了，西方不再姑息中共做這些事情了，當然就把過去的一些案件統統辦起來。
「當時歐美國家的目的是把中國拉進全球化的體系裡面，希望中國未來有一天會改變，但沒想到習近平冒出來了，沒有朝向歐美的期望發展，反而變得越來越極權，甚至是跟歐美價值直接硬碰硬的對決。所以對歐美國家來說，就沒有必要再姑息這件事情了。」他說。
責任編輯：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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