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在中國能否住院 取決於熟人和紅包
【大紀元2023年02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林燕報導）到中國醫院看病，給醫護人員送紅包早已成為潛規則，尤其是在COVID-19疫情期間，能否找到床位完全取決於你認不認識哪個人，以及有無給紅包。
路透社週二（2月14日）介紹了一位北京金融家的遭遇。四十多歲的史蒂文（Steven，化名）在去年12月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在北京檢測出COVID-19陽性，病情曾一度惡化。
當時，他幾乎無法行走，只能張大嘴拚命呼吸。他被司機送到醫院後，得知沒有床位；然後驅車前往另一家醫院，再次被拒入院。
在絕望下，他求姐姐利用她的關係網試試。經過幾個小時的瘋狂打電話，史蒂文被帶到了一家擁擠的醫院，在兒童病房裡得到了氧氣和一張床位。因為他侄子的同學的媽媽在那裡工作。
史蒂文說：「如果我沒有這種關係，我就不會得到床位或藥物。」他隨後住院了20天。
「如果你認識醫院領導 就不會拿不到床位」
路透社說，隨著COVID疫情在中國蔓延，急診室爆滿，有特權的病人因為認識熟人、提供賄賂或付錢給有關係的人而縮短在醫院的排隊時間。有三個患者表示，他們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看病就醫的機會，還有分別在六個城市工作的七名醫生也證實了這一點。
這種做法在資源不足的中國衛生系統中早已司空見慣，在北京去年12月初突然取消清零政策限制後，中國衛生系統出現了嚴重的緊張狀況，醫院和停屍房擁擠不堪。
根據上海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一篇論文，2021年中國每10萬人平均只有4.37張ICU床位，而截至2015年，美國有34.2張。
醫生們說，如果病人是政府官員，或與政府官員有關係，或者與醫生護士有關係，那麼就容易找到一張醫院床位。
「你的關係越高，資歷越深，你獲得的待遇就越好，或者越容易插隊。」一位上海醫生說，「如果你認識醫院的領導，那麼就不會有拿不到床位的問題。」
中國醫療資源配給極不均衡
紐約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嚴忠告訴路透社說：「利用關係尋求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在中國非常普遍。」
他說，隨著COVID對資源施加的壓力，關係變得更加關鍵。
「許多有嚴重症狀的農村COVID患者，不會選擇主動尋求治療，相反，他們只能在家裡等死。」黃補充說。
中國大陸作家傅國湧曾撰文斥責紅包現象說，醫院為何成了最黑的地方？幾乎每個病人對醫院都是既怨又恨，「最根本的還是這個制度的問題」。
他表示，現在的醫療衛生體制是按等級制、世襲制建立起來的，大小權貴及其家屬按等級享受最優、次優的醫療保障資源，然後大中小城市的職工、居民根據各自在這個集權社會裡所處的身分、地位分別享受相應的醫療服務，最後才輪到無權無勢的城市下層，至於廣大的農村、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民基本不在考慮的範圍。
大紀元專欄作家袁斌說，談到醫德敗壞的現狀，人們最痛恨的莫過於「收紅包」。在相當一部分醫生那裡，看病的熱情和態度，完全是跟患者是否送紅包聯繫在一起的。有些不良的醫生護士甚至公開索要。即便他們沒有公開或變相索要紅包，大多數重病患者也不敢不送，因為風氣使然，這已經成了醫患雙方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低工資催生灰色收入
專家和醫生說，許多醫生的工資長期偏低，而且這個行業很難吸引更多員工，這也會導致人們需要排更長的隊才能看上病。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有54萬6,657名新醫務工作者加入，是2017年以來最少的一年。
在上海的一名實習醫生告訴路透社，「每個月拿1萬到1.5萬元，對長時間的工作和專業知識來說，這點錢算什麼？」
他補充說，通常，醫生得三十多歲才能獲得這樣的薪水，「這很丟人」。
四川省一個城市的兩名醫生說，在小城市，新醫生的月薪可能只有3,000元至5,000元。其中一位說：「如果能靠這點工資生活並吃飽，那就不錯了。」
通常，病人會購買昂貴的茶葉等禮物，或者裝滿現金的紅包等送給主治醫生，但有時也會送給護士長和有聯繫的人。
接受路透社採訪、最近有跟醫生送紅包的兩個人說，加上這些，看醫生的費用是官方醫療費用的兩倍。
對於醫院的許多醫生來說，主要收入不是來自他們的基本工資，而是灰色收入。
對於那些沒有關係的人來說，有一個「黃牛」渠道可以幫助獲得醫護服務，但同樣需要付費。
在中國最近的COVID浪潮中，社交媒體上充斥著關於中介要價4,000元至5,000元才能安排一張病床的討論，並對付款是否值得以及這種獲取的公平性進行了評論。
還有一些幫助掛專家門診號的廣告。一位在廣告中稱能夠預約上海任何一家醫院的任何醫生的代理人說，花400元就能插隊預約到頂級醫院的主要醫生。
醫患關係更加惡化 卻忽視了向中共問責
出逃外科醫生駱成（化名）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中共當局用於國民醫療保障的投入一直在全世界排名倒數，而且這筆資金的大部分用於中共官員的醫保。他說，如何應對巨大的醫療資金短缺，中共要求公立醫院自負盈虧，同時壓低醫護人員的合法薪資待遇，平均水平只有國外同行的1/6至1/8。
駱成表示，在薪資微薄的情況下，醫生也要生活，也有經濟壓力。
他說，雖然說收紅包和回扣的問題取決於個人意志和品行，但若不收賄賂，在醫院可能也很難立足，一般人總是會向現實妥協。
「這是中共逼你這樣做，即所謂的同流合污，轉嫁醫療投入不足的社會矛盾。」他說，「醫護人員出於自我的經濟壓力，收受醫藥公司的藥物、醫療器械回扣；變相向病患索要紅包，加重病患的經濟負擔。」
駱成表示，社會把看病貴、看病難歸責於醫護人員的不良職業行為，甚至發生病患傷醫、殺醫事件，卻很少有人會向中共政府問責、要求醫療改革。
大陸時評人石述思也在微博寫道：「紅包問題不單純是道德問題，更多與優質醫療資源不均衡和醫療結構性矛盾以及體制變革滯後有關。 」
他表示，多數時間，普通百姓找一個名醫看病不托關係往往難以做到，而要進行一次生死攸關的手術，親屬不給主刀醫生、麻醉師包個大紅包就不能安心。
「 這是潛規則。」他說，「 而當灰色的潛規則盛行於一個行業時，僅僅慨嘆世風日下於事無補，找到深層原因並進行制度修復才能切中肯綮。」
石述思表示，醫生看病也需要一個完善的社會監督機制去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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