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暴風雨保護下 男子逃離越共的驚險故事
【大紀元2021年03月24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Mimi Nguyen Ly、Joshua Philipp報導／吳畏編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每個逃離越南共產黨的「船民」都有不同的故事。對陳平（Binh Tran）來說，他的旅程涉及到他和朋友一起建造的一條船。
1975年4月30日，當最後一批美國人撤出越南時，北方越共的軍隊和南方的越共部隊占領了南越的首都西貢，也就是越南共和國的首都。這一時刻，現在被稱為越戰的結束、西貢淪陷，也徹底改變了南越人民的生活。
在越南，陳先生曾經是一個年輕的藥劑師。在1976年共產黨統一了南北地區後，成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隨之而來是自由的喪失，這些促使他要離開那裡，去尋找更好的生活。
「當時，你想說點真話，你就不可以說。如果你想做一些有成效的、對周圍人有益的事情，你都不可以做。你不能這樣活下去。」他用蹩腳的英語向《大紀元時報》「十字路口」節目解釋著。
他說，越南人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狀況。即使他們這樣做了，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現狀。
「我們只是想說實話，（比如）現在是什麼情況，現在的生活怎麼樣，你想怎麼做才能改善它？但我們不能說。」他說，「如果我們想做得更好，我們還不知道哪些是不好的、需要改善的地方——但不行，你又不能說任何負面的東西。」
他補充說：「你知道人們吃不飽飯。現在比如說，怎麼去改善呢？老百姓沒有足夠的藥品，如何去改善？沒有人會聽你的任何建議。這就是問題。」
陳先生指出，新當政的越共希望對生活曾在前越南共和國政府統治下的人民進行「再教育」。因為他在越戰期間沒有直接參與抵抗共產黨，所以沒有被送進再教育勞改營。但他還是受到了其它形式的懲罰。
「說起我那時的人生，那時我被越共洗腦了一年的時間，被逼迫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理論，有多麼美好，（其意圖是）然後你就會忘記其它的一切。」他描述道，「但肯定的是，他們做不到，他們做不到。我們那時足夠智力成熟了。」
強迫勞動
陳先生在地裡被強迫勞動。
「他們強迫我們去勞動，真正的體力活！你到地裡去，你必須挖土，在那裡修建防洪堤。」
「共產黨會把我們轉移到田野裡，而不是集中營裡，幾天後，我們又回到學校政治學習幾天。然後我們又會被轉移到另一個田野。事情就是這樣。」他說。
「勞動和政治學習，他們想給我們洗腦。但他們做不到。」陳先生說。
陳先生和他的同伴們，一個大約5個人的小組，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建造了一隻船。它的尺寸為6英尺（1.8米）×15英尺（4.5米）。如果算上船的一個特殊的尖頭部分，大約是18英尺（5.5米）。據陳先生介紹，該部分的設計是為了「減弱波浪」。
那艘船最終將容納58人，儘管他們設計只能容納約25人。
逃生過程中真是困難重重。陳和他的同伴們不得不賄賂一名警察，使他們能夠自由地進入到越南最南端的頭頓角（Vung Tau Cap）地區，這樣他們就可以將船運往更南端的海邊，隨後他們不得不嘗試賄賂另一名警察以達到目的。
「然而，這次並不像第一次那樣順利。我們一些人被逮捕了。」陳先生說，他解釋說自己並沒有被捕。「主要是這群人的首領（我的朋友）被逮捕了，而且我朋友家裡的其他成員也都被逮捕了。」
陳先生成了這夥人中唯一一個能夠領頭繼續逃亡的人。「所以，我是唯一剩下的一個知道如何逃出國的人，並可以決定是否還繼續逃跑行動。」他談到當時的情況時說，「那是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暴風雨很猛，很猛的。但我做出了決定，『是的，我們必須逃走。』」
他繼續說道，「所以我不得不孤身一人再去聯繫那位警察。頭頓角（Vung Tau）的警察大約有100人，我必須從中找到我們之前賄賂的那個人。」
被暴風雨「保護」
他們之前收買的那位警察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指南針和一些汽油，他讓一個漁民幫忙把陳先生送到「8號浮標」的位置。
「我不得不允許這位漁民的家人也和我們一起乘船出逃……因為船上已經有一個他的家人了。」陳笑著講述道。不過，那位漁民沒有決定一起離開。
在陳一夥離開的時候，警察聞訊也追上來了，但由於猛烈的暴風雨，最終他們還是逃脫了。
「警察在追我們，但後來，幸運的是暴風雨太猛。大約15分鐘後，他們放棄了。顯然他們不想冒生命危險。」陳先生回憶說。
在警察放棄追趕後，陳隨後就暈倒了，並在船上睡了兩天，而一個16歲的男孩幫助導航，他當時是唯一一個知道如何導航的人。
當陳醒來的時候，他的船遇到了一艘大船。雖然這艘船沒有收留這群58名難民，但卻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物資，包括另一個指南針和更多的汽油以及牛奶。
「我喝了牛奶，恢復了體力，又開始工作了。」他講述道，「又過了兩天，四天，我記得那天早上我坐在後面，我們在那裡擺弄著船的馬達，然後我看到一隻小飛蟲……一隻很小的蟲子在飛！」
船上的難民們就開始四處尋找附近陸地的蛛絲馬跡。他們認為他們看到了遠處的陸地，就像一個「鉛筆尖」，陳說。當他們試圖接近陸地時，這個「筆尖」顯得越來越大，直到傍晚時分，一場強烈的風暴襲來。
陳說，為了抵禦暴風雨，船上的人放下了錨，讓發動機緩慢運行。
「但到了早上，一切都壞了……錨也沒了。船也開始不穩了……我們船的馬達也壞了，我們不可能再往前走了。」陳說。但他有一個最後的希望，一個應急計劃。
「我帶了一盞燈，而且光很亮。而我的一個在船上的朋友，他知道如何發送SOS信號。他發出了SOS信號。」他說。
信號引起了遠處一艘小船的注意，前來幫忙。船上的一名警察和另一名男子告訴他們，他們已經到達了一個很小的印尼島嶼，勞特島（Pulau Laut）。
「從那裡，我們不得不轉到另一個島……然後又轉到另一個島，庫庫島……再轉到加朗（Galang）島。從那個島開始，我們見到了世界各地的代表。他們採訪我們。美國代表團對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進行了面試，隨後我們獲得了政治庇護。」陳說。
在前往美國之前，他和朋友們在加朗島難民營度過一年多時間。
陳說，他堅決要離開共產主義。「你想生活在一個不能說真話的國家嗎？而你想生活在一個你想為人民做一些正確的事情、但你不能做的國家嗎？」他問，「那裡沒有言論自由。你知道那個時候你沒有自由去你想去的地方。你無法為人民做什麼事情。你不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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