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局長演講全文：中共如何侵害美國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Photo by Alex Wong/Getty Images)
【大紀元2020年07月09日訊】（大紀元記者秋生編譯報導）7月7日，美國智囊哈德遜研究所舉辦影片對話，主題為「與FBI局長對話：中共試圖影響美國機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裡斯托弗.雷（ChristopherWray）發表演講，全面闡述中共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的侵害。
以下是FBI局長演講全文翻譯內容。
會議對話者：哈德遜研究所戰略與政治高級研究員沃爾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大家好！感謝大家參加今天哈德遜研究所的活動。我們都按照適當的方式戴了口罩，並且保持了合適的距離。今天我們請到了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弗·雷。我很高興今天回到辦公室，與局長交談。
克里斯多弗·雷目前擔任聯邦調查局的第八任局長。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曾在聯邦政府裡擔任不同職務，包括在司法部副部長辦公室擔任首席司法部副部長，負責監督司法部對執法機構進行調查。
2003年，喬治·W·布什總統任命雷先生擔任司法部助理部長，主掌刑事法庭，監督重大的國內和國際刑事案件調查，並且負責司法部反恐、反間諜以及出口管制等部門。911事件以後，雷先生在司法部開展的打擊恐怖主義、網絡犯罪以及國際間諜等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今天雷先生將和我們一起討論中共如何通過間諜、虛假新聞不斷地企圖干涉美國國內事務，從事知識產權盜竊和金融盜竊等話題。雷局長，我非常榮幸歡迎您來到哈德遜研究所！
謝謝！沃爾特，早上好！大家好！我意識到這次交談有挑戰性，尤其是在目前的局勢下舉辦這樣一次交談。感謝哈德遜研究所舉辦今天的活動。長期以來對我們國家的情報、知識產權、經濟活力構成的最大威脅來自中共的反間諜和經濟間諜活動，它威脅了我們的經濟安全，並且進一步威脅到了我們的國家安全。
作為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近期的講話中講，我們不能對中共的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今天，就這種威脅的嚴重性問題，我將提供的有關中共威脅的細節比聯邦調查局曾經在公開論壇上公布的還要多。
這種威脅如此嚴重以至於司法部部長和國務卿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也要大量談及這些問題。如果你認為這些事情只是情報問題，或者是政府問題，或者基本上是大公司可以自己解決的惱人的小事，那你就是大錯特錯了。中共的盜竊規模如此巨大因此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財富轉移之一，而受害的是美國人民。
如果你是一個美國成人，那麼中共很有可能已經盜走了你的個人信息。2017年中國軍方密謀對艾可飛Equifax信用公司進行了黑客攻擊，盜走了1億5千萬美國人的個人敏感信息。這幾乎是美國人口的一半和大部分成年人。過一會兒我會談到，這不可能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遭遇危險的不僅僅是我們的信息，還有我們的健康、我們的生計，以及我們的安全。我們如今面臨的情況是聯邦調查局每隔10小時就要啟動一個新的與中共有關的反間諜案件。
目前聯邦調查局在全國範圍內正在偵辦的接近5000宗反間諜案件中，幾乎一半與中共有關。
就在此刻，中共正在努力侵入美國從事COVID-19病毒關鍵性研究的醫療機構、製藥公司、學術機構等。
在此讓我澄清一下，這與中國人民無關，也當然與美國華人無關。美國每年歡迎10萬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來到這個國家。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從中國來到美國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尋找天賜的自由，而我們的社會對他們的貢獻給予了更好的回報。因此，當我說來自中國的威脅時，我說的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
想要理解這種威脅以及我們必須如何做出反應，美國人應該記住三件事。
第一，我們需要看清中共當局的野心有多大。中共，相信通過一代人的戰鬥可以超越我們的國家，獲得經濟和技術上的領導地位。
這足以讓人清醒。可是中共發起這場戰鬥的方式不是通過合法的創新，不是通過公平合法的競爭，不是通過賦予其公民以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創造性，而這些正是我們在美國所珍惜的。相反，中共不擇手段，舉全國之力想要成為世界唯一霸主。
第二，美國人需要明白的是中共使用了各種各樣的複雜手段，從網絡攻擊到收買可靠的內線，他們甚至於直接派人親自去偷。他們開創了一種廣泛利用多種人員身分偷盜創新技術的方法，不僅包括中共情報人員，而且包括對外宣稱是私人企業的國有企業，某些種類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員，以及其他五花八門的為他們服務的人員。
為了實現其目標並且超越美國，中共認識到它需要在尖端科技方面實現跨越。但是可悲的事實是，中共不是通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實現創新，而是經常偷竊美國的知識產權，然後用來與其所傷害的美國公司進行競爭，這等於說是兩次行騙。他們瞄準了從軍工設備到風力渦輪機、大米、玉米種子等一切領域的研發。
中共政府通過其人才招聘計劃，比如所謂的「千人計劃」，極力誘使科研人員偷偷地把我們的知識和創新帶回中國，即使那意味著盜竊有產權的資料，或者違反我們的出口管制以及「利益衝突」法規。
以中國公民、美國合法永久居民科學家譚洪金的案子為例，他申請到了中共的「千人計劃」，從他的前雇主——位於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家石油公司——盜竊了價值10億美元的商業祕密，因此遭到逮捕。就在幾個月以前他被判刑入獄。
還有石山的案子，他是一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科學家，於今年初被判入獄。石山盜竊了有關複合泡沫塑料技術的商業祕密，該技術作為一項重要的海軍技術應用於潛艇。石山也申請了中共的「千人計劃」項目，並且特別承諾在美國「消化」和「吸收」相關技術，為中共國有企業效力，那些企業的終極計劃就是擠垮美國公司，搶奪市場。
還有一種詭計更加讓人憤怒、極端惡劣。耍陰謀的人把偷竊來的加工技術在中國申請專利，然後主動向受害的美國公司提出利用其被偷竊的技術辦合資企業。我們正在談論的這家美國公司花了多年時間和幾百萬美元開發這項技術，中共無法複製它，於是就花錢僱人把它弄到手。
就在兩個星期以前，張浩被判犯有經濟間諜罪、盜竊商業祕密罪，串謀盜竊兩家美國公司的有關無線設備的有產權的資料。其中一家公司曾花了20多年的時間開發被張盜走的技術。
這些案件來自聯邦調查局偵辦的一千多宗中共實際盜竊和企圖盜竊美國技術的案件，也就是說，還有一千多宗正在進行的與中共有關的各種反間諜調查我還沒有提到。我們正在通過我們的全部56個地方辦事處開展這些種類的調查。我們看到，在過去的10年裡與中共有關的經濟間諜案件大約增長了1300%。
我們面臨的風險已經高得不能再高了，對美國企業以及整體經濟造成的潛在的經濟上的傷害幾乎難以計算。
正如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六月份的講話中所說，中共政府還在肆意使用黑客盜取公司及個人的信息，其中有軍方黑客，也有民間黑客。我剛剛提到的對艾可飛Equifax信用公司的黑客入侵併不是中共唯一一次大量偷盜美國公眾的敏感個人信息。中共軍方人員已經受到了指控。
再比如說，你們中有人在安瑟姆Anthem或者與其有業務往來的保險公司買過健康保險嗎？在2015年，中共黑客盜取了該公司8千萬當前客戶和以往客戶的個人信息。
或者你也許是一名聯邦雇員，或者你曾經是聯邦雇員，或者你曾經有一次申請一個政府工作崗位，或者你的家庭成員或者室友申請過。那好，在2014年，中共黑客從聯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盜取了2100多萬份記錄。
他們為什麼做這些事？首先，中共急於搶先在人工智能領域成為世界領袖，他們偷盜的這些信息可以直接用於中共的人工智能工具的開發。
此外，威脅會進一步疊加，因為中共盜竊的數據很明顯有助於他們嘗試把某些人確定為收集祕密情報的對象。在這個前沿領域，中共正在利用各種社交媒體平台，這與美國人為了保持人際聯繫或者找工作而使用的社交媒體平台一樣，但是中共的目的是物色有機會接觸我們政府的敏感信息的人，瞄準這些人以便偷竊信息。
僅舉一個例子，最近，一名中共情報官員在一個著名的社交媒體平台上偽裝成一個獵頭人，主動向一名美國公民提供一大筆錢購買所謂的「諮詢」服務。這聽起來好極了，直到後來你發現所謂的「諮詢」服務都與這名美國公民作為美國軍事情報專家有機會接觸到的敏感信息有關。
如今那個故事有了一個讓人高興的結局：那個美國公民做了正確的事情，舉報了那個可疑的聯繫人，於是聯邦調查局與我們的武裝人員合作，把那人抓住了。我希望我可以說所有這種事都能有這樣的結局。
學術界也發生過類似的麻煩事兒。
中共通過我們剛才提到的「千人計劃」等人才招聘計劃收買美國大學裡的科研人員，讓他們把我們的發現和創新成果祕密帶回中國，其中包括有價值的聯邦資助的研究成果。直接說吧，這就意味著美國的納稅人有效地為中共自己的技術開發買單。然後中共利用這種不勞而獲的收益削弱美國的研究機構和公司，阻止我們國家的發展，讓美國人失業。我們看到這樣的結果越來越多。
僅五月份一個月，我們就逮捕了王擎，他曾在克利夫蘭醫學中心做研究員，從事分子醫學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遺傳學研究；還有洪思忠，他是阿肯色大學的科學家，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做研究。這兩人都被控犯有欺詐罪：在接受數百萬美元的美國聯邦資助的同時隱瞞了他們加入中共人才招聘項目的事實。
在同月，埃默里大學前教授李曉江認罪，承認提供了虛假的報稅表，沒有據實申報他從中共的「千人計劃」項目中獲得的收入。我們的調查發現，他在埃默里大學從事亨廷頓疾病研究的同時，從中國收到50萬美元，但是沒有申報。
類似的案件還有查爾斯·列伯，哈佛大學化學及化學生物學系主任，就在上個月被指控向聯邦政府提供虛假陳述，隱瞞自己參加「千人計劃」。美國政府控告列伯向哈佛大學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隱瞞了自己在一所中國的大學裡擔任戰略科學家一職的事實。被隱瞞的事實還包括：中共政府通過武漢工程大學向他支付每月5萬美元，至少15萬美元的生活開支，至少150萬美元用於在中國建立一個實驗室。
案件不止這些。中共用來駕馭美國人的另一個工具我們稱之為「惡意外國影響」。
目前傳統的外國影響是一種正常的、合法的外交活動，一般通過外交渠道進行。但是惡意的外國影響是顛覆性的、祕而不宣的、犯罪性質的，或者以脅迫為目的的，旨在左右我們政府的政策，扭曲我們國家的公共話語，打擊我們對民主程序和民主價值的信心。
中共正在進行一場高度複雜的惡意對外影響運動，其手段包括賄賂、敲詐、祕密交易。中共的外交官既施加公開的、赤裸的經濟壓力，同時收買貌似獨立的中間人，藉此把中共的喜好強加給美國官員。
僅舉一個司空見慣的例子，比如說中共得到風聲說某位美國官員正計劃去台灣旅行，可能是一位州長，或者州參議員，或者國會議員。中共不想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這一次旅行可能看起來像是使台灣從中國獨立合法化——當然，台灣獨立的合法化與「一個中國」的政策相衝突。
那麼中共怎麼辦？好，中共有手段影響該美國官員的選民。美國公司、學術機構、新聞媒體都有合理的、可以理解的理由去結交中國夥伴，進入中國市場。由於中國共產黨的獨裁本質，中共對美國人的那些夥伴和市場擁有巨大的控制力。
於是，中共有時就開始公開地、直接地去影響那位美國官員。中共可能會公開警告，如果那位美國官員執意要前往台灣，中共將吊銷該官員所在州的一家公司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許可證。這將對那家公司構成經濟上的傷害，會直接給那個美國官員造成壓力，使其改變旅行計劃，也讓該官員知道中共正在影響著他。
這真是夠壞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手段通常不止於此。如果它想繼續擁有權力，它就不會停下來。於是它就更加歹毒地運用各種手段。如果中共的直接的、公開的影響活動不能奏效，他們有時就會採用一些間接的、隱蔽的、具有欺騙性的方式施加影響。
我們繼續講那個美國官員計劃前往台灣旅行，因此惹惱中共的案例。中共會更加冷酷無情地尋找與該官員非常貼近的人——該官員最信任的人。中共會努力影響這些人，讓他們作為中間人站在中共的立場上去影響該官員。
被拉攏的中間人就會對該官員耳語，努力左右該官員的旅行計劃或者該官員在公開場合對中共政策的表態。這些中間人當然不會告訴該美國官員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走卒。更糟糕的是，某些中間人甚至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被當作棋子利用了，因為他們自己也被騙了。
總而言之，中共毫不猶豫地施放煙幕、製造幻象、誤導方向，以此影響美國人。
同樣，如果學者和記者想要到中國旅行，中共常常強迫他們做自我審查。我們曾經見到中國共產黨給美國媒體以及體育明星施加壓力，讓他們迴避或者壓制人們在香港和台灣問題上批評中共的野心。這類事情屢次發生，遍及美國各地。
我注意到了一個不幸的事實，這場全球瘟疫並沒有能阻止中共的這些行為。事實上，我從聯邦官員、各州官員，甚至地方官員那裡得知，中共外交官咄咄逼人地催促他們支持中共處理COVID-19病毒危機的做法。是的，這種事在聯邦和各州層面都發生過。就在不久前，我們有一個州的一位參議員甚至被要求建議做出一個決議支持中共對這場全球瘟疫的反應。
我要強調的是：這一切看似無關緊要的壓力會發展成一種制定政策的環境，讓美國人感到自己被中國共產黨束縛在了一個桶裡。
一直以來中共政府和中共厚顏無恥地違反已經制定好了的規則和法治。
從2014年開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率先發起了一個名為「獵狐」的計劃。目前，中共把「獵狐」計劃描述成某種國際反腐運動，實際上不是這樣。相反。「獵狐」計劃是習總書記主持的一個大規模行動，目標瞄準在被他看作是威脅的、居住在中國以外、遍及世界的華人，也就是那些試圖揭露中共如何大規模侵犯人權的政治對手、異議人士和批評者。
他們所瞄準的數百名「獵狐」行動的受害者就居住在美國，而且很多是美國公民或者是綠卡持有者。中共政府企圖強迫他們回到中國，所採取的策略令人震驚。
比如說，如果中共政府找不到某個「獵狐」目標，就會派一名特使去該目標在美國的家中。讓家人傳遞一個什麼消息？目標有兩個選擇：要麼馬上返回中國，要麼自殺。如果「獵狐」的目標拒絕返回中國，那會怎麼樣？在以前，他們的家人，無論是在美國的，還是在中國的，都會受到威脅和強迫，那些在中國的家人甚至會被逮捕作為要挾。
我要藉機說明，如果你相信中共政府正在瞄準你，你是「獵狐」計劃的潛在受害者，請你與聯邦調查局的地方辦事處取得聯繫。
既然理解了一個國家如何運用這些謀略，那我就說一說美國人需要記住的第三件事：中共擁有一個根本上不同於我們制度的制度，它正在不擇手段地鑽我們開放制度的空子，同時利用它自己封閉制度的優勢。
很多區別在美國這裡意義重大，但是在中共那邊卻很模糊或者幾乎不存在。我是在講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區別，民間與軍方的區別，國企與「私」企的區別。
有一件事，相當多的中國大型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完全歸政府所有，因此就是歸黨所有。即使不是，中共的法律也允許政府強迫任何中國公司提供政府需要的信息，包括美國公民的信息。
除此以外，中國公司，無論規模大小，都要按照法律要求在其內部成立中共「組織」以確保公司堅持共產黨的路線。更令人驚訝的是，據說在一些在中國經營的美國公司裡也建立了中共黨組織，費用計入營業支出。
美國公司在考慮與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開展合作的時候，應該再三考慮這些特點，全體美國人在依賴這種公司的設備和網絡的時候，也應該三思。作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可以廣泛地深入到美國公司在中國的業務。華為在美國被控犯共謀欺詐罪，據起訴書所說，曾經多次盜竊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干預司法，對美國政府及其商業夥伴包括銀行撒謊。
指控非常清楚：華為是連續盜竊知識產權的竊賊，有盜竊模式，而且無視法治和受害者的權利。我得告訴大家，它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最近讀了一篇文章，其中描述了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對其公司理念的理解。據說他在華為的一個研發中心告訴員工，為了確保公司能繼續生存下去，他們需要——我來引用他的話——「沖啊，邊沖邊殺，讓鮮血染紅我們的道路。」據說他還告訴員工，華為已經進入了——引用他的話——「戰爭狀態」。我當然希望他說的不是字面意思，但那個語氣很難令人振奮，尤其是考慮到該公司持續不斷的犯罪行為。
在我們當今世界，最可怕的前景莫過於一個充滿敵意的外國政府有能力毀壞我們國家的基礎設施和設備。如果像華為這樣的中共公司獲准不受限制地進入我們的電信基礎設施，他們就可以收集我們在他們的設備或網絡上傳輸的任何信息。更糟糕的是，如果中共當局想要得到某種信息，他們就別無選擇地把信息交出。在美國，個人隱私以及正當程序保護被奉為神聖不可侵犯，但是在中國乾脆就不存在。
中共當局致力於廣泛的、多種多樣的盜竊活動以及惡意影響，藉助極權政治的高效率發起攻勢。他們精於算計，堅持不懈，有耐心，不受一個開放、民主社會或者法治社會的道義約束。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產黨人將繼續盜用我們的智慧，影響我們的政策制定者，操縱我們的公共輿論，盜竊我們的信息。他們採用的方法就是使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行業，因此也要求我們使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行業予以回應。
我們聯邦調查局的同事們每天都在勤奮工作，以保護我們國家的公司，我們的大學，我們的計算機網絡，以及我們的智慧和創新。要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廣泛地使用各種技術，既提高了我們的傳統執法水平，也提高了我們的情報能力。
我想簡要地說明一下，我們取得了成功。在很多外國夥伴的幫助下，我們逮捕了全球各地的目標。我們的調查以及隨後的起訴揭露了共產黨人使用的諜報技術，提升了我們的危險意識以及我們的各產業的保護意識。我們行動也展示了我們的決心以及起訴犯罪元凶的能力。下斷言是一回事，但是在我們的司法制度下，如果一個人、一家公司被調查或者被控犯罪，我們必須要證明起訴的真實性，而不只是一個合理的懷疑。事實是關鍵，刑事指控也是關鍵。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刑事起訴已經使其他國家加入到我們的事業中，這對於勸說中共改變其做法非常關鍵。
我們正在與美國以及國外的夥伴機構開展更加緊密的合作。我們不能孤軍奮戰，我們需要全社會的響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情報機構和執法機構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工作，以便為公司、大學、美國人自己提供他們需要的信息，以便他們做出精明的決策，保護他們最寶貴的資產。
有效地抗擊這種威脅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與中國人做生意，也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邀請訪問學者，也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歡迎中國學生，或者不應該與中國一起在國際舞台上共存。但是這確實意味著，一旦中共違反了我們的刑法和國際準則，我們將不會容忍它，更不要說幫助它了。聯邦調查局將與我們遍及美國政府的夥伴機構一起對中共追責，保護我們國家的創新、智慧和生活方式，這要依靠美國人民的幫助和警惕性。
謝謝你今天邀請我！
謝謝你，局長！
責任編輯：高靜
以下是FBI局長演講全文翻譯內容。
會議對話者：哈德遜研究所戰略與政治高級研究員沃爾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大家好！感謝大家參加今天哈德遜研究所的活動。我們都按照適當的方式戴了口罩，並且保持了合適的距離。今天我們請到了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弗·雷。我很高興今天回到辦公室，與局長交談。
克里斯多弗·雷目前擔任聯邦調查局的第八任局長。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曾在聯邦政府裡擔任不同職務，包括在司法部副部長辦公室擔任首席司法部副部長，負責監督司法部對執法機構進行調查。
2003年，喬治·W·布什總統任命雷先生擔任司法部助理部長，主掌刑事法庭，監督重大的國內和國際刑事案件調查，並且負責司法部反恐、反間諜以及出口管制等部門。911事件以後，雷先生在司法部開展的打擊恐怖主義、網絡犯罪以及國際間諜等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今天雷先生將和我們一起討論中共如何通過間諜、虛假新聞不斷地企圖干涉美國國內事務，從事知識產權盜竊和金融盜竊等話題。雷局長，我非常榮幸歡迎您來到哈德遜研究所！
謝謝！沃爾特，早上好！大家好！我意識到這次交談有挑戰性，尤其是在目前的局勢下舉辦這樣一次交談。感謝哈德遜研究所舉辦今天的活動。長期以來對我們國家的情報、知識產權、經濟活力構成的最大威脅來自中共的反間諜和經濟間諜活動，它威脅了我們的經濟安全，並且進一步威脅到了我們的國家安全。
作為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近期的講話中講，我們不能對中共的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今天，就這種威脅的嚴重性問題，我將提供的有關中共威脅的細節比聯邦調查局曾經在公開論壇上公布的還要多。
這種威脅如此嚴重以至於司法部部長和國務卿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也要大量談及這些問題。如果你認為這些事情只是情報問題，或者是政府問題，或者基本上是大公司可以自己解決的惱人的小事，那你就是大錯特錯了。中共的盜竊規模如此巨大因此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財富轉移之一，而受害的是美國人民。
如果你是一個美國成人，那麼中共很有可能已經盜走了你的個人信息。2017年中國軍方密謀對艾可飛Equifax信用公司進行了黑客攻擊，盜走了1億5千萬美國人的個人敏感信息。這幾乎是美國人口的一半和大部分成年人。過一會兒我會談到，這不可能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遭遇危險的不僅僅是我們的信息，還有我們的健康、我們的生計，以及我們的安全。我們如今面臨的情況是聯邦調查局每隔10小時就要啟動一個新的與中共有關的反間諜案件。
目前聯邦調查局在全國範圍內正在偵辦的接近5000宗反間諜案件中，幾乎一半與中共有關。
就在此刻，中共正在努力侵入美國從事COVID-19病毒關鍵性研究的醫療機構、製藥公司、學術機構等。
在此讓我澄清一下，這與中國人民無關，也當然與美國華人無關。美國每年歡迎10萬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來到這個國家。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從中國來到美國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尋找天賜的自由，而我們的社會對他們的貢獻給予了更好的回報。因此，當我說來自中國的威脅時，我說的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
想要理解這種威脅以及我們必須如何做出反應，美國人應該記住三件事。
第一，我們需要看清中共當局的野心有多大。中共，相信通過一代人的戰鬥可以超越我們的國家，獲得經濟和技術上的領導地位。
這足以讓人清醒。可是中共發起這場戰鬥的方式不是通過合法的創新，不是通過公平合法的競爭，不是通過賦予其公民以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創造性，而這些正是我們在美國所珍惜的。相反，中共不擇手段，舉全國之力想要成為世界唯一霸主。
第二，美國人需要明白的是中共使用了各種各樣的複雜手段，從網絡攻擊到收買可靠的內線，他們甚至於直接派人親自去偷。他們開創了一種廣泛利用多種人員身分偷盜創新技術的方法，不僅包括中共情報人員，而且包括對外宣稱是私人企業的國有企業，某些種類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員，以及其他五花八門的為他們服務的人員。
為了實現其目標並且超越美國，中共認識到它需要在尖端科技方面實現跨越。但是可悲的事實是，中共不是通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實現創新，而是經常偷竊美國的知識產權，然後用來與其所傷害的美國公司進行競爭，這等於說是兩次行騙。他們瞄準了從軍工設備到風力渦輪機、大米、玉米種子等一切領域的研發。
中共政府通過其人才招聘計劃，比如所謂的「千人計劃」，極力誘使科研人員偷偷地把我們的知識和創新帶回中國，即使那意味著盜竊有產權的資料，或者違反我們的出口管制以及「利益衝突」法規。
以中國公民、美國合法永久居民科學家譚洪金的案子為例，他申請到了中共的「千人計劃」，從他的前雇主——位於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家石油公司——盜竊了價值10億美元的商業祕密，因此遭到逮捕。就在幾個月以前他被判刑入獄。
還有石山的案子，他是一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科學家，於今年初被判入獄。石山盜竊了有關複合泡沫塑料技術的商業祕密，該技術作為一項重要的海軍技術應用於潛艇。石山也申請了中共的「千人計劃」項目，並且特別承諾在美國「消化」和「吸收」相關技術，為中共國有企業效力，那些企業的終極計劃就是擠垮美國公司，搶奪市場。
還有一種詭計更加讓人憤怒、極端惡劣。耍陰謀的人把偷竊來的加工技術在中國申請專利，然後主動向受害的美國公司提出利用其被偷竊的技術辦合資企業。我們正在談論的這家美國公司花了多年時間和幾百萬美元開發這項技術，中共無法複製它，於是就花錢僱人把它弄到手。
就在兩個星期以前，張浩被判犯有經濟間諜罪、盜竊商業祕密罪，串謀盜竊兩家美國公司的有關無線設備的有產權的資料。其中一家公司曾花了20多年的時間開發被張盜走的技術。
這些案件來自聯邦調查局偵辦的一千多宗中共實際盜竊和企圖盜竊美國技術的案件，也就是說，還有一千多宗正在進行的與中共有關的各種反間諜調查我還沒有提到。我們正在通過我們的全部56個地方辦事處開展這些種類的調查。我們看到，在過去的10年裡與中共有關的經濟間諜案件大約增長了1300%。
我們面臨的風險已經高得不能再高了，對美國企業以及整體經濟造成的潛在的經濟上的傷害幾乎難以計算。
正如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六月份的講話中所說，中共政府還在肆意使用黑客盜取公司及個人的信息，其中有軍方黑客，也有民間黑客。我剛剛提到的對艾可飛Equifax信用公司的黑客入侵併不是中共唯一一次大量偷盜美國公眾的敏感個人信息。中共軍方人員已經受到了指控。
再比如說，你們中有人在安瑟姆Anthem或者與其有業務往來的保險公司買過健康保險嗎？在2015年，中共黑客盜取了該公司8千萬當前客戶和以往客戶的個人信息。
或者你也許是一名聯邦雇員，或者你曾經是聯邦雇員，或者你曾經有一次申請一個政府工作崗位，或者你的家庭成員或者室友申請過。那好，在2014年，中共黑客從聯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盜取了2100多萬份記錄。
他們為什麼做這些事？首先，中共急於搶先在人工智能領域成為世界領袖，他們偷盜的這些信息可以直接用於中共的人工智能工具的開發。
此外，威脅會進一步疊加，因為中共盜竊的數據很明顯有助於他們嘗試把某些人確定為收集祕密情報的對象。在這個前沿領域，中共正在利用各種社交媒體平台，這與美國人為了保持人際聯繫或者找工作而使用的社交媒體平台一樣，但是中共的目的是物色有機會接觸我們政府的敏感信息的人，瞄準這些人以便偷竊信息。
僅舉一個例子，最近，一名中共情報官員在一個著名的社交媒體平台上偽裝成一個獵頭人，主動向一名美國公民提供一大筆錢購買所謂的「諮詢」服務。這聽起來好極了，直到後來你發現所謂的「諮詢」服務都與這名美國公民作為美國軍事情報專家有機會接觸到的敏感信息有關。
如今那個故事有了一個讓人高興的結局：那個美國公民做了正確的事情，舉報了那個可疑的聯繫人，於是聯邦調查局與我們的武裝人員合作，把那人抓住了。我希望我可以說所有這種事都能有這樣的結局。
學術界也發生過類似的麻煩事兒。
中共通過我們剛才提到的「千人計劃」等人才招聘計劃收買美國大學裡的科研人員，讓他們把我們的發現和創新成果祕密帶回中國，其中包括有價值的聯邦資助的研究成果。直接說吧，這就意味著美國的納稅人有效地為中共自己的技術開發買單。然後中共利用這種不勞而獲的收益削弱美國的研究機構和公司，阻止我們國家的發展，讓美國人失業。我們看到這樣的結果越來越多。
僅五月份一個月，我們就逮捕了王擎，他曾在克利夫蘭醫學中心做研究員，從事分子醫學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遺傳學研究；還有洪思忠，他是阿肯色大學的科學家，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做研究。這兩人都被控犯有欺詐罪：在接受數百萬美元的美國聯邦資助的同時隱瞞了他們加入中共人才招聘項目的事實。
在同月，埃默里大學前教授李曉江認罪，承認提供了虛假的報稅表，沒有據實申報他從中共的「千人計劃」項目中獲得的收入。我們的調查發現，他在埃默里大學從事亨廷頓疾病研究的同時，從中國收到50萬美元，但是沒有申報。
類似的案件還有查爾斯·列伯，哈佛大學化學及化學生物學系主任，就在上個月被指控向聯邦政府提供虛假陳述，隱瞞自己參加「千人計劃」。美國政府控告列伯向哈佛大學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隱瞞了自己在一所中國的大學裡擔任戰略科學家一職的事實。被隱瞞的事實還包括：中共政府通過武漢工程大學向他支付每月5萬美元，至少15萬美元的生活開支，至少150萬美元用於在中國建立一個實驗室。
案件不止這些。中共用來駕馭美國人的另一個工具我們稱之為「惡意外國影響」。
目前傳統的外國影響是一種正常的、合法的外交活動，一般通過外交渠道進行。但是惡意的外國影響是顛覆性的、祕而不宣的、犯罪性質的，或者以脅迫為目的的，旨在左右我們政府的政策，扭曲我們國家的公共話語，打擊我們對民主程序和民主價值的信心。
中共正在進行一場高度複雜的惡意對外影響運動，其手段包括賄賂、敲詐、祕密交易。中共的外交官既施加公開的、赤裸的經濟壓力，同時收買貌似獨立的中間人，藉此把中共的喜好強加給美國官員。
僅舉一個司空見慣的例子，比如說中共得到風聲說某位美國官員正計劃去台灣旅行，可能是一位州長，或者州參議員，或者國會議員。中共不想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這一次旅行可能看起來像是使台灣從中國獨立合法化——當然，台灣獨立的合法化與「一個中國」的政策相衝突。
那麼中共怎麼辦？好，中共有手段影響該美國官員的選民。美國公司、學術機構、新聞媒體都有合理的、可以理解的理由去結交中國夥伴，進入中國市場。由於中國共產黨的獨裁本質，中共對美國人的那些夥伴和市場擁有巨大的控制力。
於是，中共有時就開始公開地、直接地去影響那位美國官員。中共可能會公開警告，如果那位美國官員執意要前往台灣，中共將吊銷該官員所在州的一家公司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許可證。這將對那家公司構成經濟上的傷害，會直接給那個美國官員造成壓力，使其改變旅行計劃，也讓該官員知道中共正在影響著他。
這真是夠壞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手段通常不止於此。如果它想繼續擁有權力，它就不會停下來。於是它就更加歹毒地運用各種手段。如果中共的直接的、公開的影響活動不能奏效，他們有時就會採用一些間接的、隱蔽的、具有欺騙性的方式施加影響。
我們繼續講那個美國官員計劃前往台灣旅行，因此惹惱中共的案例。中共會更加冷酷無情地尋找與該官員非常貼近的人——該官員最信任的人。中共會努力影響這些人，讓他們作為中間人站在中共的立場上去影響該官員。
被拉攏的中間人就會對該官員耳語，努力左右該官員的旅行計劃或者該官員在公開場合對中共政策的表態。這些中間人當然不會告訴該美國官員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走卒。更糟糕的是，某些中間人甚至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被當作棋子利用了，因為他們自己也被騙了。
總而言之，中共毫不猶豫地施放煙幕、製造幻象、誤導方向，以此影響美國人。
同樣，如果學者和記者想要到中國旅行，中共常常強迫他們做自我審查。我們曾經見到中國共產黨給美國媒體以及體育明星施加壓力，讓他們迴避或者壓制人們在香港和台灣問題上批評中共的野心。這類事情屢次發生，遍及美國各地。
我注意到了一個不幸的事實，這場全球瘟疫並沒有能阻止中共的這些行為。事實上，我從聯邦官員、各州官員，甚至地方官員那裡得知，中共外交官咄咄逼人地催促他們支持中共處理COVID-19病毒危機的做法。是的，這種事在聯邦和各州層面都發生過。就在不久前，我們有一個州的一位參議員甚至被要求建議做出一個決議支持中共對這場全球瘟疫的反應。
我要強調的是：這一切看似無關緊要的壓力會發展成一種制定政策的環境，讓美國人感到自己被中國共產黨束縛在了一個桶裡。
一直以來中共政府和中共厚顏無恥地違反已經制定好了的規則和法治。
從2014年開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率先發起了一個名為「獵狐」的計劃。目前，中共把「獵狐」計劃描述成某種國際反腐運動，實際上不是這樣。相反。「獵狐」計劃是習總書記主持的一個大規模行動，目標瞄準在被他看作是威脅的、居住在中國以外、遍及世界的華人，也就是那些試圖揭露中共如何大規模侵犯人權的政治對手、異議人士和批評者。
他們所瞄準的數百名「獵狐」行動的受害者就居住在美國，而且很多是美國公民或者是綠卡持有者。中共政府企圖強迫他們回到中國，所採取的策略令人震驚。
比如說，如果中共政府找不到某個「獵狐」目標，就會派一名特使去該目標在美國的家中。讓家人傳遞一個什麼消息？目標有兩個選擇：要麼馬上返回中國，要麼自殺。如果「獵狐」的目標拒絕返回中國，那會怎麼樣？在以前，他們的家人，無論是在美國的，還是在中國的，都會受到威脅和強迫，那些在中國的家人甚至會被逮捕作為要挾。
我要藉機說明，如果你相信中共政府正在瞄準你，你是「獵狐」計劃的潛在受害者，請你與聯邦調查局的地方辦事處取得聯繫。
既然理解了一個國家如何運用這些謀略，那我就說一說美國人需要記住的第三件事：中共擁有一個根本上不同於我們制度的制度，它正在不擇手段地鑽我們開放制度的空子，同時利用它自己封閉制度的優勢。
很多區別在美國這裡意義重大，但是在中共那邊卻很模糊或者幾乎不存在。我是在講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區別，民間與軍方的區別，國企與「私」企的區別。
有一件事，相當多的中國大型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完全歸政府所有，因此就是歸黨所有。即使不是，中共的法律也允許政府強迫任何中國公司提供政府需要的信息，包括美國公民的信息。
除此以外，中國公司，無論規模大小，都要按照法律要求在其內部成立中共「組織」以確保公司堅持共產黨的路線。更令人驚訝的是，據說在一些在中國經營的美國公司裡也建立了中共黨組織，費用計入營業支出。
美國公司在考慮與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開展合作的時候，應該再三考慮這些特點，全體美國人在依賴這種公司的設備和網絡的時候，也應該三思。作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可以廣泛地深入到美國公司在中國的業務。華為在美國被控犯共謀欺詐罪，據起訴書所說，曾經多次盜竊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干預司法，對美國政府及其商業夥伴包括銀行撒謊。
指控非常清楚：華為是連續盜竊知識產權的竊賊，有盜竊模式，而且無視法治和受害者的權利。我得告訴大家，它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最近讀了一篇文章，其中描述了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對其公司理念的理解。據說他在華為的一個研發中心告訴員工，為了確保公司能繼續生存下去，他們需要——我來引用他的話——「沖啊，邊沖邊殺，讓鮮血染紅我們的道路。」據說他還告訴員工，華為已經進入了——引用他的話——「戰爭狀態」。我當然希望他說的不是字面意思，但那個語氣很難令人振奮，尤其是考慮到該公司持續不斷的犯罪行為。
在我們當今世界，最可怕的前景莫過於一個充滿敵意的外國政府有能力毀壞我們國家的基礎設施和設備。如果像華為這樣的中共公司獲准不受限制地進入我們的電信基礎設施，他們就可以收集我們在他們的設備或網絡上傳輸的任何信息。更糟糕的是，如果中共當局想要得到某種信息，他們就別無選擇地把信息交出。在美國，個人隱私以及正當程序保護被奉為神聖不可侵犯，但是在中國乾脆就不存在。
中共當局致力於廣泛的、多種多樣的盜竊活動以及惡意影響，藉助極權政治的高效率發起攻勢。他們精於算計，堅持不懈，有耐心，不受一個開放、民主社會或者法治社會的道義約束。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產黨人將繼續盜用我們的智慧，影響我們的政策制定者，操縱我們的公共輿論，盜竊我們的信息。他們採用的方法就是使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行業，因此也要求我們使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行業予以回應。
我們聯邦調查局的同事們每天都在勤奮工作，以保護我們國家的公司，我們的大學，我們的計算機網絡，以及我們的智慧和創新。要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廣泛地使用各種技術，既提高了我們的傳統執法水平，也提高了我們的情報能力。
我想簡要地說明一下，我們取得了成功。在很多外國夥伴的幫助下，我們逮捕了全球各地的目標。我們的調查以及隨後的起訴揭露了共產黨人使用的諜報技術，提升了我們的危險意識以及我們的各產業的保護意識。我們行動也展示了我們的決心以及起訴犯罪元凶的能力。下斷言是一回事，但是在我們的司法制度下，如果一個人、一家公司被調查或者被控犯罪，我們必須要證明起訴的真實性，而不只是一個合理的懷疑。事實是關鍵，刑事指控也是關鍵。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刑事起訴已經使其他國家加入到我們的事業中，這對於勸說中共改變其做法非常關鍵。
我們正在與美國以及國外的夥伴機構開展更加緊密的合作。我們不能孤軍奮戰，我們需要全社會的響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情報機構和執法機構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工作，以便為公司、大學、美國人自己提供他們需要的信息，以便他們做出精明的決策，保護他們最寶貴的資產。
有效地抗擊這種威脅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與中國人做生意，也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邀請訪問學者，也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歡迎中國學生，或者不應該與中國一起在國際舞台上共存。但是這確實意味著，一旦中共違反了我們的刑法和國際準則，我們將不會容忍它，更不要說幫助它了。聯邦調查局將與我們遍及美國政府的夥伴機構一起對中共追責，保護我們國家的創新、智慧和生活方式，這要依靠美國人民的幫助和警惕性。
謝謝你今天邀請我！
謝謝你，局長！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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