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警局？紐約華人咋看美國文革現象
「犯罪革命」不停歇 共產缺乏包容性 說「所有生命都重要」竟要人解職
示威者在Chambers街31號的遺囑檢驗法院（Surrogate Court）外牆和雕塑上塗鴉，這棟二十世紀初城市美化運動的範例，變得滿目瘡痍。（黃小堂/大紀元）
【大紀元2020年07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蔡溶報導）明州非裔之死引發示威騷亂。儘管紐約市警被削10億美元經費，「占領市政廳」運動仍不停歇，美國共產黨直接在其中分發革命冊子，宣稱「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而他們話語中的「正義」，要求的不是一個公正的程序，而是一個「正義」的結果——即：處罰有罪。
儘管紐約市警被削10億美元經費，「占領市政廳」人士仍不離場。圖為運動分子2日在市政廳旁邊的公園裡做持久駐紮。（黃小堂/大紀元）
儘管紐約市警被削10億美元經費，「占領市政廳」人士仍不離場。圖為運動分子2日在市政廳旁邊的公園裡做持久駐紮。（黃小堂/大紀元）
儘管紐約市警被削10億美元經費，「占領市政廳」人士仍不離場。圖為運動分子2日在市政廳旁邊的公園裡做持久駐紮。（黃小堂/大紀元）
紐約警察局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伊始，紐約市的槍擊案較去年增加了44%。根據CompStat截至6月28日收集的數據，上週槍擊案受害者激增158%，謀殺案增加近31%，入室搶劫上升119%，偷竊案也增加了48%以上。
「我認為犯罪激增與便衣部門的廢除直接相關。」刑事律師、曾任華埠五分局副局長的羅佰能（Robert Brown）說，反犯罪單位是主動執行（proactive）的單位，一旦廢除，攜帶槍枝的人行事「無礙」，這是為什麼槍擊案件大幅增加的原因。
此外，紐約州備受爭議的保釋改革法案也導致這一令人擔憂的局面，該法案規定釋放大多數被控犯有輕罪和被認為「非暴力」重罪的被告。羅佰能說，這實際上在covid-19（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間發生，政府對保釋金做了一些改革，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羅佰能最關注的是「有不少累犯也放出來。這些人不斷地被捕，在系統裡轉一圈又再次放出來犯罪。你可以在許多抗議活動中看到他們做的事情，例如你會讀到聖帕特裡克大教堂發生的事，或搶劫商店的事。但紐約地方檢察官拒絕起訴他們。」他說，罪犯現在知道他們的行為沒有後果，簡直無法無天，而警察部門則垂頭喪氣。
但許多示威者堅持，抽回警察部門的資金是解決暴力執法最直接的方式，終結刑事司法中的懲罰文化。以廢除明州警察部門為目標的「MPD150」組織提出，社區危機的第一響應者不應該是武裝的「陌生人」，更應該是各種社區成員，例如社工、受害者代言人。
羅佰能認為讓手無寸鐵的社工處理警察的工作並非好主意，實際很危險。「有人正用刀威脅家人，社工到場能做什麼？我不認為我們的社會表現良好到這種程度，可以在沒有警察的情況下生存。社會有好人有壞人，而壞人將利用這樣的事實，他們不被我們的道德准則所束縛。暴民如果沒有懲罰，人們就會逍遙法外。」
非裔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事件成為催化劑，從一開始，事情就變得很瘋狂。現在也沒有跡象顯示這種趨勢將消失。「這是一個瘋狂的時代，」羅佰能說，警察部門很難在整個過程中努力維持秩序而又不（使用武力）傷人。
因為警察是執法單位裡直接面對民眾、指標性的一個政府機構。中華公所主席于金山說，過去五六年來，整個的情況似乎變成對法律的不尊重。
「比如說對犯罪問題。他不認為犯罪本身是個問題，而認為懲罰犯罪是個問題。認為取消犯罪罪名，取消懲罰，就不會有犯罪。」他說，這完全匪夷所思。
事實上激進的左派正在推動基於種族的議程。本質上，BLM（黑人生命運動）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的陣線，其支持者可追溯至極左激進的「地下氣象員」時代，而族裔矛盾和階級分化是所有共產主義革命的關鍵要素，和意識形態武器。
于金山說，美國要往前走、成為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言論非常重要，但是用中國文化大革命式的方式來所謂改善，破壞美國整個社會制度，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現在整個美國社會發生了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破四舊立四新，但是四新不見得比四舊要好。」
來自上個世紀60年代的共產主義其實一直存在美國社會。于金山說，美國的立國傳統是「四海皆容」，一直容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美國的知識領域，在大學校園占有一席之地，這是美國社會包容的現象。但是極端的自由派、極端的左派、極端的共產主義思潮，卻缺乏包容心。
他們悄悄接管了學術界、媒體、好萊塢後，就控制了文化。「我們看到美國的大城市，很多學術重鎮裡，自由發言權被縮小，只准一言堂。比如很多美國校園被左派教授控制，他們不容許任何其它不同的言論，這對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于金山說。
在社區也發生了類似情況，華人熟悉的、維護特殊高中考試（SHSAT）制度的布碌崙第20學區教育委員會主席拉貝拉（Vito Labella），只因他在個人臉書上發表撐警言論和質疑BLM，表明自己更喜歡「所有生命都重要」，他被左翼攻擊為「種族主義分子和警察暴力的支持者」，那些人6月16日聯名要求教育局解除他的職務。
猶太之聲也報導了一個案例，馬薩諸塞大學洛厄爾分校（UMass Lowell）一位博士被解僱，因為她在電子郵件中寫「每個人的生命都很重要」。
事情真的很糟糕，尤其是在大學裡。但于金山並不擔心，他相信「年輕的美國人有心，年長的美國人有腦。」美國兩極化最終也要中間選民的支持，任何一個總統沒有中間選民的支持都不能當選，就是持中庸立場的中間選民。「所以對美國的政治我不擔憂，但對紐約社區的治安比較憂心。」
紐約選舉顧問何德鄰認為，政治不穩定令行政人員「不可能政治中立」。他解釋，公務員做事需要連貫性，「只需執行，而不需要附帶政治責任」。
但紐約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政治環境改變，朝令夕改，令公務員無所適從，無法不偏不倚地執行職務，只能「不作為」。「變成任何事情，那個官吏都不知道怎麼回應，很簡單的功能都不知如何做，政府就很有問題。治安是其中一個。」
何德鄰說，2千年前醫療還不是政府的功能，但治安絕對是政府功能。為了維護秩序，一定要具公權力的政府來管理，這樣不但有了秩序，同時可以懲罰壞人。誰來判案？就需要一個道德的正當性——道統。
他說，如果一個政府連道統都沒有，連政府都成為被否定的產物（無政府），就算有武力也沒有用。「現在紐約是自己放棄道統，那些執法的人怎麼做？」
怎麼解決這些問題？他主張積極投票，「不管你投什麼。只要民主黨見到他的票數少了，他自自然然就會思考是什麼問題。投票是一個有涵義的政治符號。」
責任編輯：李雯
在這場刑法領域的「犯罪革命」中，執法者被推到對立面。抗議者的訴求步步升級，從抗議暴力執法，到要求對警局撤資，到解散整個警察局。這和去年監獄改革運動的訴求如出一轍，抗議者要求關閉雷克島，直至「不要任何監獄」。
「我認為犯罪激增與便衣部門的廢除直接相關。」刑事律師、曾任華埠五分局副局長的羅佰能（Robert Brown）說，反犯罪單位是主動執行（proactive）的單位，一旦廢除，攜帶槍枝的人行事「無礙」，這是為什麼槍擊案件大幅增加的原因。
此外，紐約州備受爭議的保釋改革法案也導致這一令人擔憂的局面，該法案規定釋放大多數被控犯有輕罪和被認為「非暴力」重罪的被告。羅佰能說，這實際上在covid-19（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間發生，政府對保釋金做了一些改革，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 做壞事沒有後果
羅佰能最關注的是「有不少累犯也放出來。這些人不斷地被捕，在系統裡轉一圈又再次放出來犯罪。你可以在許多抗議活動中看到他們做的事情，例如你會讀到聖帕特裡克大教堂發生的事，或搶劫商店的事。但紐約地方檢察官拒絕起訴他們。」他說，罪犯現在知道他們的行為沒有後果，簡直無法無天，而警察部門則垂頭喪氣。
但許多示威者堅持，抽回警察部門的資金是解決暴力執法最直接的方式，終結刑事司法中的懲罰文化。以廢除明州警察部門為目標的「MPD150」組織提出，社區危機的第一響應者不應該是武裝的「陌生人」，更應該是各種社區成員，例如社工、受害者代言人。
羅佰能認為讓手無寸鐵的社工處理警察的工作並非好主意，實際很危險。「有人正用刀威脅家人，社工到場能做什麼？我不認為我們的社會表現良好到這種程度，可以在沒有警察的情況下生存。社會有好人有壞人，而壞人將利用這樣的事實，他們不被我們的道德准則所束縛。暴民如果沒有懲罰，人們就會逍遙法外。」
非裔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事件成為催化劑，從一開始，事情就變得很瘋狂。現在也沒有跡象顯示這種趨勢將消失。「這是一個瘋狂的時代，」羅佰能說，警察部門很難在整個過程中努力維持秩序而又不（使用武力）傷人。
* 四新不見得比四舊好
因為警察是執法單位裡直接面對民眾、指標性的一個政府機構。中華公所主席于金山說，過去五六年來，整個的情況似乎變成對法律的不尊重。
「比如說對犯罪問題。他不認為犯罪本身是個問題，而認為懲罰犯罪是個問題。認為取消犯罪罪名，取消懲罰，就不會有犯罪。」他說，這完全匪夷所思。
事實上激進的左派正在推動基於種族的議程。本質上，BLM（黑人生命運動）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的陣線，其支持者可追溯至極左激進的「地下氣象員」時代，而族裔矛盾和階級分化是所有共產主義革命的關鍵要素，和意識形態武器。
于金山說，美國要往前走、成為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言論非常重要，但是用中國文化大革命式的方式來所謂改善，破壞美國整個社會制度，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現在整個美國社會發生了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破四舊立四新，但是四新不見得比四舊要好。」
* 說「所有生命都重要」會被解職？
來自上個世紀60年代的共產主義其實一直存在美國社會。于金山說，美國的立國傳統是「四海皆容」，一直容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美國的知識領域，在大學校園占有一席之地，這是美國社會包容的現象。但是極端的自由派、極端的左派、極端的共產主義思潮，卻缺乏包容心。
他們悄悄接管了學術界、媒體、好萊塢後，就控制了文化。「我們看到美國的大城市，很多學術重鎮裡，自由發言權被縮小，只准一言堂。比如很多美國校園被左派教授控制，他們不容許任何其它不同的言論，這對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于金山說。
在社區也發生了類似情況，華人熟悉的、維護特殊高中考試（SHSAT）制度的布碌崙第20學區教育委員會主席拉貝拉（Vito Labella），只因他在個人臉書上發表撐警言論和質疑BLM，表明自己更喜歡「所有生命都重要」，他被左翼攻擊為「種族主義分子和警察暴力的支持者」，那些人6月16日聯名要求教育局解除他的職務。
猶太之聲也報導了一個案例，馬薩諸塞大學洛厄爾分校（UMass Lowell）一位博士被解僱，因為她在電子郵件中寫「每個人的生命都很重要」。
事情真的很糟糕，尤其是在大學裡。但于金山並不擔心，他相信「年輕的美國人有心，年長的美國人有腦。」美國兩極化最終也要中間選民的支持，任何一個總統沒有中間選民的支持都不能當選，就是持中庸立場的中間選民。「所以對美國的政治我不擔憂，但對紐約社區的治安比較憂心。」
* 投票是一個有涵義的政治符號
紐約選舉顧問何德鄰認為，政治不穩定令行政人員「不可能政治中立」。他解釋，公務員做事需要連貫性，「只需執行，而不需要附帶政治責任」。
但紐約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政治環境改變，朝令夕改，令公務員無所適從，無法不偏不倚地執行職務，只能「不作為」。「變成任何事情，那個官吏都不知道怎麼回應，很簡單的功能都不知如何做，政府就很有問題。治安是其中一個。」
何德鄰說，2千年前醫療還不是政府的功能，但治安絕對是政府功能。為了維護秩序，一定要具公權力的政府來管理，這樣不但有了秩序，同時可以懲罰壞人。誰來判案？就需要一個道德的正當性——道統。
他說，如果一個政府連道統都沒有，連政府都成為被否定的產物（無政府），就算有武力也沒有用。「現在紐約是自己放棄道統，那些執法的人怎麼做？」
怎麼解決這些問題？他主張積極投票，「不管你投什麼。只要民主黨見到他的票數少了，他自自然然就會思考是什麼問題。投票是一個有涵義的政治符號。」
責任編輯：李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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