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余英時：高舉反共大旗的中國文化研究者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員召開「余英時先生追思會」
【大紀元2021年08月30日訊】（大紀元記者施萍紐約報導）「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哪裡」、「我沒有鄉愁」、「哪裡有自由文化，哪裡就是我的故鄉」——說這些高風亮節之語的是有「中國人文第一人」之稱的史學泰斗余英時，自1978年後他就再也沒有返回過家鄉安徽，因為他一生反感的中國共產黨還盤踞在大陸。
余英時在接受採訪時說過，「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現在沒有歷史，有的『歷史』都是假歷史，是為政治宣傳而造出來的偽歷史。」
這位罕見的一直高舉反共大旗的中國傳統文化與思想的研究學者和身體力行者，於今年8月1日在他的第二家鄉——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悄然與世長辭，現已安歇在他的父母墓旁。
8月28日，余英時生前為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而建立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簡稱PCI，「中國學社」）成員召開了一場「余英時先生追思會」，曾經受過余英時教導與恩惠的海外華人學者們匯聚一堂，與世界分享、追憶他們與余先生交往的點滴經歷，紀念余先生對家國天下的「鐵肩擔道義」的博大胸襟，以及他留給後人的堪稱「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的精神財富。發言悼念的人有二十餘位，這裡記錄部分以饗讀者。
余英時幫助了諸多中國流亡學者
根據參加追思會的著名記者曾慧燕介紹，1989年「六四事件」後，普林斯頓大學收留了許多流亡美國的中國作家，為了安置他們，余英時等人籌建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由美國創業投資家、普林斯頓大學校董艾略特（John B. Elliott）捐贈一百萬美元作為成立資金。在第一筆資金用完後，余英時利用關係四處籌款，使「中國學社」得以維持。
週六（28日）的追思會參加者都是當年直接受過「中國學社」幫助的人、或者接受過余英時學術上的指導、或者自己的書請他寫過序言的人。與會者包括林培瑞（Perry Link）、陳奎德、蘇曉康、鄭義、北明、張伯笠、程曉農、胡平等數十人。
曾慧燕當年是台灣聯合報系美加新聞中心的特派記者，在工作中經常去中國學社採訪，見證了這個被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稱為「精神家園」的組織的成住興衰。她在會上緬懷了余英時及夫人陳淑萍「只求付出、不求回報」的悲天憫人的胸懷，並特別提到了余先生對蘇曉康和柴玲的支持，說余先生對他們「恩重如山」，如「再生父母」。曾慧燕最後用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中的詩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送別余英時。
「中國最後的『士』」
余英時生前為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密歇根大學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耶魯大學教授；曾獲得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含1991年獲行政院文化獎、2004年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獲有「人文諾貝爾奬」之稱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2014首屆唐獎漢學獎等。
談到余英時，很多人都要提起他著名的對中國的「士」的論述。他在《士與中國文化》中闡述，中國的「士」或者「知識分子」，如果他把全部興趣始終放在某種專業技能、職業範圍之內，比如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工程師、科學家或任何其它行業的腦力勞動，那麼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足條件。
「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在余英時的追思會上，不少人稱他為「中國最後的『士』」。
著名作家、政論集《自由鳥》的作者鄭義回憶說，當年他見余先生的第一面，是在一所樹林深處的老房子中，剛坐下，他就聽余先生說，他的子侄輩的親戚就死於六四屠殺，「因此，天安門廣場上也有我的血」，這句話頓時拉近了鄭義與這位聽上去很遙遠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之間的距離。
「余先生馬上成了自己人」，鄭義說，「余先生因此也得罪了中共。」余英時後來給《自由鳥》寫了很長的序言，他說，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以他（鄭義）的全幅生命為歷史作證的。但這並不是一般的歷史，而恰恰是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五千年文明在邪惡的火焰中化為劫灰的一段歷史。」
鄭義在會上說，今天再來看余先生的這段文字可以發現，「余先生的悲觀主義是相當深刻的」。鄭義說，余先生對中共只要稍微曖昧一點，完全可以和那些「兩頭通吃」的學者一樣自由出入大陸，享受衣錦還鄉的榮耀。
但是，余先生卻「守死善道，拒絕中共的腐敗，絕不向共產極權妥協」，「堅守自己的誓言，堅守中國的『士』的氣節」。所以，鄭義認為，受過中國傳統教育、並將其化為終身信守的氣節的余英時先生「可謂中國的最後的『士』」。
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上滅亡
在線參加追思會的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表示，他對余英時的逝世感到一種「大悲哀」。他認為，「余先生的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這是因為余先生「作為讀書人、知識人、文化人在當代的象徵意義」。「中國本土在這100年來不斷經歷文化的禍亂，我大膽地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上已經滅亡了。」
吳國光說，他談了共產黨的統治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鎮壓和腐化，而在1949年前流亡海外的余先生，保護了六四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所以，「余先生相當於在海外保存、弘揚了中國文化……擔得起中國人對一個人的最高評價，那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特別在『立德』方面，為1949年至今的中國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這一點特別在中國文化走向滅亡的過程中更顯得不同尋常。」
最後吳國光引用陳寅恪給王國維輓詞中的「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來表達他的心情。「物質的中國可能凌駕於世界之上，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他聲音哽咽地說，「我們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事業了……我的心已經死了。」
中國文化一旦回到「道」的主流 中國一系列問題終結
在「中國學社」主席陳奎德的發言中，他把余英時稱作「溫潤君子」，是「中國士大夫和英國紳士的結合」，余先生的一生可總結為「文起神州澄亂世，史承道統匯西東」。最後陳引用了余英時在獲得克魯格獎的致詞中關於「道」的論述。
余英時在獲獎感言的最後曾說過這麼一段話：「如果歷史是一種指引，那麼中西文化之間在基本價值上似乎存在著大量重疊的共識。中國的『道』畢竟就是對共同人道和人類尊嚴的承認。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到『道』的主流，中國相應的一系列問題也將隨之而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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