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首次指中共產業補貼為宏觀失調 專家解析
【大紀元2026年02月22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淨、易如採訪報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年度評估報告首次將中共大規模產業補貼定性為「宏觀經濟失調」,指出中國的通縮壓力正通過貿易渠道向外輸出,加劇全球產能過剩與貿易失衡。報告同時揭示人民幣實際貶值推動順差擴大,並呼籲削減約一半補貼。
專家認為,中共難以實質性削減補貼,未來更可能通過隱性方式維持產業扶持,消費轉型亦面臨體制性障礙。
IMF首次將中國補貼定性為宏觀失調 規模是歐盟兩倍多
據IMF發布的第四條款磋商年度報告,中國2025年超過三分之一的經濟增長來自淨出口。IMF執行董事會明確指出,這一模式「引發了產能過剩的擔憂,最終可能促使貿易夥伴採取貿易行動,並危及中國的出口」。
報告量化了北京產業政策的規模:截至2023年,北京政府對優先扶持產業的財政支出約占GDP的4%,涵蓋政府撥款、稅收優惠、低息貸款及土地供給等多種形式。
相比之下,2022年歐盟國家補助不到GDP的1.5%,不足中國的一半。IMF據此建議北京將「不必要的」產業政策措施削減約GDP的2%,即大致減半。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報告措辭出現明顯轉變——「外部失衡」一詞在報告中出現了14次,而2024年版報告中從未提及。
IMF還將2026年中國GDP增速預測下調,並警告通縮壓力將持續;中期內經濟增長將因勞動力萎縮、投資回報率下降及生產率放緩而進一步趨弱。
分析:IMF報告有六重深意 對中共提出警告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 Wong)對大紀元分析指出,這並非普通報告,而是IMF在年度監督框架下對中國增長模式作出的「制度性定性與定量警告」。
他認為,此次報告有六重深意:將中共產業補貼問題從雙邊貿易爭端升格為宏觀經濟失調;以GDP的4%建立可量化的討論錨點;「減半」目標具有談判籌碼功能;為美歐日韓統一對華立場提供第三方權威標準;在政治層面為北京提供「體面台階」;以及在制度層面使外部壓力持續沉澱,為未來關稅審查與供應鏈去風險提供持續依據。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則強調,IMF報告的核心意義在於揭示中共的補貼政策「歪曲了高科技產業的成本結構」,使中國相關產業處於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對其它國家同類科技產業實質上是不公平的威脅」。
人民幣貶值推動貿易順差 中國通縮壓力向外輸出
在匯率與貿易失衡層面,IMF報告揭示了一組關鍵數據:經貿易加權與通脹調整後,人民幣出現約16%的實際貶值(估計區間為12.1%至20.7%)。這一幅度顯著提升了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疊加國內需求疲軟導致進口停滯,推動貿易順差持續擴大。
據彭博社基於2025年初步數據的測算,2025年中國貿易順差占GDP的3.7%,出口超過進口約1.2萬億美元,創下歷史紀錄。
IMF預測,中期內順差或將收窄,但到2030年仍將維持在中國GDP的2.2%,遠高於0.9%的「正常」基準水平。
在溢出效應方面,IMF估算,中國出口價格通脹每下降1個百分點,六個月後亞洲貿易夥伴的核心通脹將隨之下降約0.1個百分點,表明中國的通縮壓力正通過貿易渠道向外輸出。
專家:中共不會減少關鍵領域補貼 或將其隱性化
兩位專家均認為,中共實質性削減補貼的可能性極低。
黃大衛從五個維度分析中共堅持補貼的邏輯:製造業投資是當前最具確定性的穩增長路徑,補貼不可或缺;補貼背後承載大量就業崗位,涉及社會穩定;技術競爭敘事使補貼被定性為「彎道超車」的必要條件;地方政府財政體系與國有資本高度捆綁,減半等於打斷整條利益鏈條。
他預判,中共更可能的做法是「將直接補貼隱性化」,轉換為稅收優惠、政府定向採購、隱性擔保與市場准入,或通過政策性銀行、產業基金等表外渠道實施,達到「看起來減少,實際上更隱性」的效果。
謝田則從地緣政治與政權安全角度進一步指出,中共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面臨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若削減補貼,將使技術差距持續擴大,中共可能失去在台海、南海等區域博弈中的主動權。
「即便損人不利己,中共也要補貼的。」謝田批評,中共補貼資金擠占了本可用於改善民生的公共資源;在軍民兩用領域,其產出更多流向軍事工業而非民間經濟。
消費轉型喊了多年難落地 車市驟降已是結構性警報
IMF執行董事會在報告中明確提出:「向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轉型應是中國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並建議推出強有力的一攬子政策;同時呼籲通過政府撥款解決大量積壓的未完工房地產項目,以重建消費者信心。
然而,現實數據令人警醒。大紀元此前報導,2026年1月1日至11日,全國乘用車市場零售量同比下降32%;新能源車零售更同比下降38%,部分門店出現零成交。
這一驟降出現在中共當局延續購車補貼、逾20家車企對75款車型推出降價促銷的背景之下,表明單純刺激政策已難以有效提振內需。
標普全球、瑞銀及摩根士丹利均預測,2026年中國乘用車銷量將出現負增長,行業消化過剩產能至少需要三年。
對於IMF提出的轉型方向,兩位專家均持悲觀態度。
黃大衛指出,在中國高稅收、低社會保障、低勞動收入的結構下,要求居民擴大消費「是不可能的矛盾」;部分補貼產業(如監控、安防)的最終採購方本身即為政府,市場化需求根本不存在。
他認為,向消費主導的實質性轉型「與中共的政治經濟方向和體制存在根本衝突」。
謝田則從財富分配角度指出,過去數十年間,中國社會財富已高度集中於中共權貴階層;普通民眾深陷房貸、消費貸債務,內需根基遭嚴重侵蝕。
謝田表示,IMF所要求的消費轉型需要財富重新分配,而這只有在政治體制發生根本性變革之後才可能實現。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將持續在刺激與萎縮的循環中承壓。
責任編輯:孫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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