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6月01日訊】（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Jan Jekielek採訪報導）
布賴恩‧德雷森：曾經有段時間，我無法休息，我連一分鐘都高興不起來，所以我想結束那一切，我做好了計劃，給我的子女寫了遺書。我永遠都無法原諒自己做了這事，因為我差點（因此）毀掉他們的人生。
楊傑凱：今天我採訪了布賴恩‧德雷森（Brianne
Dressen），她在2020年11月參與了阿斯利康製藥公司的COVID-19疫苗臨床試驗後，出現嚴重的症狀。她是「React
19」組織的共同主席，「React 19」是專門援助基因疫苗受害者的最大的非營利組織。
德雷森：我們想讓受害者有做決定的自主權，能主掌自己的治療進程，即使他們身邊所有人，包括他們的醫療團隊、公司和政府都拋棄他們，並剝奪他們的這項權利時也是如此。
楊傑凱：她說NI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並未說出所有實情。
德雷森：他們開始把大家送出院（送到NIH總部），並研究我們，甚至還從死者身上採集樣本。
楊傑凱：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2020年11月接種阿斯利康COVID疫苗 出現嚴重副作用
楊傑凱：布賴恩‧德雷森，很高興再度邀請你來《美國思想領袖》。
德雷森：謝謝你的邀請。
楊傑凱：距離上次你來《美國思想領袖》接受訪談已經過了大概一年。上次你是跟史蒂芬妮（Stephanie de
Garay）和麥迪‧德加雷（Maddie de
Garay）母女一起來的，而且老實說，你讓我了解到美國的疫苗受害者情況，尤其是基因疫苗的相關案例。所以我很高興能再度邀請到你，並了解在這一年內發生了什麼事，我知道發生了很多事。首先我想先讓大家了解一下你本身的故事，也就是你發生了什麼事。
德雷森：在接種疫苗之前，我很健康，我是一位母親，有兩個年幼孩子，我也是幼兒園老師，我想盡自己所能協助找出解決辦法，然後照顧我周遭的人，所以我報名參加了美國阿斯利康公司的臨床試驗，並於2020年11月4日接種了疫苗。結果一小時不到，打了疫苗的那隻手臂便開始發麻，後來當天晚上，我的視線開始變得模糊並出現重影，然後過了不到兩週半的時間，在跑了四次急診後，我住進了住院。
每次（跑）急診都（是因為）出現嚴重的新症狀，像是嚴重的心動過速、心動過緩和四肢無力。出現感覺異常的症狀，先是一隻手臂，後來另一隻手臂也是，最後全身上下都是，我全身上下都有這種可怕的觸電感，至今仍受該症狀所擾。我嚴重耳鳴，我一隻耳朵會聽到貨物列車的聲音，另一隻則是尖銳的高音。
當我住進醫院時雙腿癱軟，已經不能行走，而且有失禁問題。我對光和聲音敏感到連我的孩子們碰我都不行，他們不能和我共處一室，當我被送進醫院治療時，醫生不確定是怎麼回事，並未進行常規檢驗，沒有去排除乙型鏈球菌（GBS）、橫貫性脊髓炎或任何其它神經系統問題等施打疫苗後的典型症狀，儘管這些症狀並不常見。
相反，醫生們給我貼上了因打COVID疫苗而引發焦慮的標籤。四天過後他們便讓我出院，並在家接受密集的物理和職能治療，來復健雙腿，並治療因施打COVID疫苗引發「焦慮症」而導致的認知缺陷。
楊傑凱：這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你所描述的這一系列症狀竟然被醫生診斷為焦慮症。
德雷森：對，這真的有點奇怪。因為當時我是第一個受害者或是前幾個受害者之一，所以我對醫生蠻寬容的，因為很顯然他們以前從未見過這種情形，所以我當時想：「好吧，我是第一個案例，他們還沒有真正了解情況。」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遭到心理操縱，並遭到那樣對待的原因。
但不幸的是，事實上，就我所知，這已經發生在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身上，而且很可能人數還要更多。這些患者在看醫生時，醫生會懷疑他們、不相信他們，而且很多時候，他們對患者的抱怨完全不屑一顧。
這種態度會讓患者處於非常脆弱的境地，尤其是當他們的家人對患者的症狀持懷疑態度時。這是一種免疫系統功能障礙，是身體有了問題，但有人告訴這些醫生這不是身體有毛病，而是這裡（腦袋）有問題，所以這讓受此疾病所苦的人被孤立，並讓他們處於非常脆弱的境地。
被診斷成是焦慮症後的六、七個月我飽受煎熬，直到我去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無論我看過多少醫生、做過什麼檢查或得到了何種陽性結果，都不重要。只要我到了診間並哭了一下——因為自己的生活被毀了——那麼，對了，一切都是因這裡（腦袋）有問題。
我之前都相信醫生，真的。他們告訴我是「焦慮症」，次數多到我就想：「好吧，他們是專業人士，所以他們知道是咋回事。」所以我真的跑去看精神科，精神科醫生幫我做了全面的神經心理評估，然後他說：「我不確定這是什麼問題，但這不是焦慮症。你的身體有些毛病，我不確定是什麼問題，但並不是焦慮症。」
他把診斷報告寄給所有我那些醫生們，但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堅持己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也聯繫過他們，但他們還是堅持己見。這件事處理了幾個月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終於看我可憐，讓我飛到那裡接受治療。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介入 確認是神經系統受損
楊傑凱：請跟我解釋一下，這個過程是怎麼回事，突然之間，你說經過七個月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介入了，大概跟我解釋一下整個來龍去脈。
德雷森：我的丈夫是一名化學家，他很早就意識到，醫生不會做任何事情，製藥公司也什麼都不會管。所以如果想解決這件事，他就必須自己想辦法。所以，他開始鑽研相關研究，並向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求助。
在我生病一個月後，德國的一位首席研究員取得了我的血液，化驗結果顯示，我的抗神經元自身抗體呈陽性，這意味著，我的免疫系統正在攻擊我的神經。這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情況，但即便如此，醫生還是說我是「焦慮症」。
所以我先生求助於NIH，他聯繫了NIH的納斯（Nath）博士和薩法（Safavi）博士，在2021年1月11日，大概就是我生病後的一個半月後，他們馬上伸出援手並回覆我們。美國還有另一位阿斯利康公司的受害者，她在接種了阿斯利康公司的COVID疫苗後，也出現了非常相似的一連串症狀，所以我們讓他們聯絡了NIH。也就是説，我們兩個人，都出現了相同的症狀。
我們不知道這跟接下的事是否直接相關，但在我們通報這些症狀的十天後，阿斯利康公司便被撤出市場。那時，NIH開始了一項研究，這都是有記錄的，他們在2021年1月11日開始了一項研究，調查COVID疫苗造成的損傷，這些損傷的性質是屬於神經系統的。從那時起，他們便開始從全國各地的病患採集樣本，他們開始把病患登記下來，並開始把病患用飛機運出去。
也就是説，NIH對COVID疫苗所導致的傷害非常了解，他們了解得非常深入、非常詳細。但是，公眾被告知的是，疫苗很安全。就這樣。沒有疑慮、沒有須注意事項、沒有……「疫苗很安全，但順便說一句，我們（NIH）在過去的一年半裡，不斷在把病患空運出院，我們正在尋找可能幫助這些人康復的辦法，但我們不會透漏給大家那些是什麼，我們是想要保密。」
早期干預很關鍵 有機會徹底改變復原進程
楊傑凱：如果我沒記錯，納斯博士其實提到過，當出現這些病症時早期干預算是最重要的做法。
德雷森：對，他說過，他私下跟我說過這些話，然後他還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了這件事，那篇文章（《COVID-19和疫苗接種與神經疾病的關係》），是由AAN所發表，也就是美國神經病學學會。AAN在2021年的秋天發表了這篇論文，距（疫苗）公開推出已經過去了六七個月。那時他們已經知道早期干預很關鍵，就像其它的身體免疫功能障礙，早期干預都很關鍵，他們也知道，可以進行免疫治療，並防止出現嚴重的疾病被接連引發。也就是説，NIH知情，FDA（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也知情，他們都知道這是非常關鍵的一環，能預防病情演變成長期疾病，但卻沒告訴或告知醫護專業人員早期干預的必要性。
楊傑凱：我認為，這其中有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據我所知，NIH的療法實際上對你幫助很大，對吧？
德雷森：對。
楊傑凱：也就是説，這個療法確實存在。
德雷森：對。但讓我震驚的是，我們送了好幾百名病患到NIH，讓他們進行研究、評估並救助。但我們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這幾百名，不是只為了被選中的少數人，我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答應我們他們會收集這些信息，他們處理那些資訊，然後公諸於世。
我們不是在為自己爭取，而是為了成千上萬像我們一樣需要接受類似治療的人。我有種倖存者的內疚感，真的。為什麼我被選中？為什麼我是少數被選中和獲得進入NIH的金色門票，並有機會讓自己的復原進程徹底改變的人？當我知道，有成千上萬善良的美國人都應該得到同樣的治療，他們應該得到同樣的干預，他們應該得到同樣的同情，但他們卻沒有得到。而他們之所以沒有得到，是因為知情者沉默不語。
旨在幫助受害者的「React 19」組織
楊傑凱：你的組織「React 19」現在已經有一萬多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想深入了解這個組織是怎麼成長的，裡面有哪些人？資金從何而來？因為你提到過籌措資金一直是個問題，對吧？請你告訴目前的情形如何。
德雷森：它是由受害者創立的，旨在幫助受害者的組織，在短短一年內，我們光是在美國便收集到超過21,000件COVID疫苗受害案例。
我們的資金完全來自基層民眾，沒有受到任何慈善家援助，都是有同情心的一般大眾捐助的，他們看到這個問題後想提供幫助。所有捐款都用於資助受害者，我們完全都是志工，對於這點，我引以為傲，我們希望我們能確保做到這一點，並一直保持下去，因為我們知道所收到的每一塊錢都很重要，也知道那會對某個人產生影響。
無論是通過醫療提供支持，還是任何其它類型的支持，都需要有資金。確實有人是住在車子裡的，他們不得不決定自己是要把錢拿去繳煤氣費，去食物銀行、去買食物，或去拿處方藥，我們能夠幫這些人獲得處方藥，幫助他們獲得IVIG（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幫助他們獲得紅光治療，我們想讓受害者有做決定的自主權，並主掌自己的治療進程，即使他們身邊所有人，包括他們的醫療團隊、公司和政府都拋棄他們，並剝奪他們的這項權利也是如此。
我們有個支持制度，或稱為計劃，每位受害者都會分配到一位幫扶人員，就像是一種夥伴制度，這些支持人員會傾聽，並弄清楚他們有哪些症狀，幫助他們在當地找到富有同情心且願意不斷幫助他們的醫生。
我們有一個資金補助計劃，我們會發放六千至一萬美金的補助金，僅供有需要的人作為醫藥費使用，這有很大的幫助。看到許多大門因著這項計劃向大家敞開，真的很難以置信。但這些錢當然不會像魔法一樣從天而降，肯定是從某個地方籌措而來的，很難填滿這些資金，因為錢一進來，馬上就有需要的人在排隊了。
CDC審查了不良事件通報系統 發現疫苗引發很多疾病
楊傑凱：你是什麼樣的反應，在你得知這些基因疫苗，或者至少在輝瑞公司的案例中，從未（對疫苗）進行過（阻止病毒進行）傳播的測試時，並且知道社會大眾都期盼，它能阻止疫情傳播？據我所知，所有的言論都是圍繞這一點展開的。
德雷森：我並不感到驚訝，我覺得，這是因為到那時，我已經從「完全信任並想找到解決辦法」，走向了「我的生活全被毀了，不過，現在我還是要找到解決辦法，但要以當時我所不知道卻必要的方式進行了」。那時候，我們已經知道疫苗無法防止染疫。我們已經知道，他們並未研究他們應該研究的東西，他們並未適當評估（疫苗的）安全性，他們並未適當評估（疫苗阻止病毒進行）傳播的能力。
《大紀元時報》的扎克‧施蒂伯（Zach
Stieber）無疑在尋求真相和透明度方面取得了重大勝利，他通過《信息自由法》發出請求，能夠獲得 CDC（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最近完成的所有VAERS（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系統）審查報告。CDC所做的是，審查了VAERS系統所有不良事件，以尋找安全性（警報）信號。他們發現了什麼？CDC發現有500個安全性（警報）信號，比心肌炎更顯著、更高。
而且這當中有很多疾病直接使人們喪命。耳鳴，是一個很簡單的詞，但是如果你患有耳鳴，你的生活就不好過了，不但在晚上享受不到寧靜和放鬆，腦中還會有尖叫聲、響亮的尖叫聲，你下半輩子的人生都不得安寧。最重要的是，這是無解的。
如果人們無法休息、無法找到平靜、無法暫時緩解，他們的家人都會離棄他們，他們的朋友會離棄他們，醫學界也是。那麼這個人就會陷入非常脆弱的境地。我們React組織一直在竭盡所能拯救生命，盡我們所能。
但可悲的現實是，我們無法拯救所有人，有些人最終選擇結束自己的痛苦。耳鳴非常痛苦，我想說，大概有 30%、35% 的人結束了他們的生命，是因為耳鳴。
應對疫苗的不良反應
楊傑凱：關於這個話題，我們私下有稍微聊過，對你而言，這不是一項學術性議題。
德雷森：對，不是，它不是。它是很痛苦、也是很隱私的話題，它屬於那種沒人想談論的事情，而且我也絕對不喜歡談它，它很隱私，我曾經好幾個月都有自殺的念頭。疫苗的不良反應並不是暫時的，它不像是你經歷了幾天糟糕的日子、然後就過去了。
當我處於那種狀態時，我好幾個月都無法入睡，我有劇烈的耳鳴，全身上下都有電擊感，我到今天還是會有電擊感，每天的每時每刻都是如此。我腦袋當機的次數多到嚇人。我無法進食，你可以看到我身上的每根肋骨，我瘦了很多，因為我吃不下東西。我只差一步就要插鼻胃管了，醫生讓我吸大麻，他們試過各種方式想讓我能夠保持體重並能夠進食。
我當時的狀態並不好，我記得每天醒來，到現在也是，我每天早上醒來，全身都會充滿電擊感，它每天早上都會來迎接我。很難應付它，很難學會忍受這個。我曾經有段時間無法休息，那時我連一分鐘都高興不起來，而且這種情況持續了好幾個月，以至於我心想：「這有何意義？」所以我想結束那一切，我做好了計劃，給我的子女寫了遺書。不好意思。我永遠都無法原諒自己做了這事，因為我差點（因此）毀掉他們的人生。但當時我無法認真思考，我沒有想清楚，我沒有考慮到他們。
我把那封信藏起來了，我很羞愧，所以我沒有告訴別人這件事。當我克服了這個問題，在克服了這個問題後，我學會了接受它，但這真的非常、非常艱難，現在這仍然是我要一直努力面對的事情。你看，我每天醒來都面臨一種選擇。我可以選擇接受自己的身體很糟，而且很痛，會有那些奇怪的感覺，我可以接受，
這並不代表我可以認同它，而是代表我能接受它，並告訴自己：「對，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但我的孩子們需要X、Y、Z，而疫苗受害者需要A、B、C，如果我被困住了，如果我只會活在悲慘中，並陷入關注痛苦，我對他們毫無幫助，對自己也毫無幫助，因為那樣的話，我把所有的治癒能量都花在了自己身上。
就是説，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把我自己從「我的人生完了、糟透了」，變到現在這個狀況，就是我要對抗它，我必須堅持下去，無論情況變得多麼糟糕，我都要盡自己所能讓自己的人生有意義，而且能陪在孩子們的身邊提供幫助。
受害者能幫助彼此渡過難關
楊傑凱：謝謝你今天來這裡和我們分享。我不禁想到，你的情況是，你其實有非常支持你的家人，但儘管如此，情況還是非常糟糕，我簡直無法想像，那些不被家人信任的人會有什麼經歷，因為別人都告訴他們：「（疫苗）安全又有效，你說的不可能，只是你的大腦在作祟。」
德雷森：對，那確實是……歸根結底，真是那樣，我能活下來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我先生相信我，認為我是對的，在我所走的每一步，他都支持我。
在COVID疫苗受害者中，絕大多數自殺的人都是沒有家人支持他們。據我所知，其中好像有兩位，現在是27或28歲，也可能是30歲，就我所知，只有兩位是來自支持並關注他們的家庭，其他自殺者都是家人拋棄了他們。
有位女性是醫護人員，家庭美滿，小孩也已長大成人，但她丈夫因壓力太大而離開了她，因為她只能臥病床上，她的情況沒有好轉，所以，他離開了她，還告訴那些已經是成人的孩子們說：「你們都會被困守在這裡照顧你們的媽媽，直到她死之前，所以你們最好離開。」於是，孩子們都走了。
她找到一種能自殺的方法，並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批准，所以她採取這項手段，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悲的是，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自殺的情況是，一旦你死了，就沒有人會介入幫你發聲。
那些受害者能為彼此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幫助彼此渡過難關，度過那些時刻，走出那種境況，因為是可以走出來的，我知道可行，因為我自己做到了。現在我能在一天中找到快樂的時刻，我的身體不再每天都只是噩夢，我可以花時間陪孩子們、可以去參加我兒子學校舉辦的小小歡樂遊行活動，而我已經兩年沒能參加了，他沒想到我會去。
我告訴你，他是整個學校裡唯一一個會在乎自己媽媽是否在場的十歲小孩。他不斷回頭看我說：「喔，是你耶。」他回到家後，徑直跑過來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那天當中的其它時刻都很糟，我很痛、很慘，但那一刻讓整天都變得值得。
楊傑凱：布賴恩‧德雷森，真的很高興再次邀請到你。
德雷森：謝謝你邀請我。
楊傑凱：謝謝收看這期《美國思想領袖》我對布賴恩‧德雷森進行的訪談，我是主持人楊傑凱。
我們請求阿斯利康公司和NIH做出評論，但並未得到立即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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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