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2月03日訊】二十年前,香港特區政府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曾經導致50萬港人上街遊行抗議,最後迫使香港政府擱置了立法行動。但是二十年之後,香港23條立法又正式上馬了。1月29號,香港政府推出了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公眾諮詢文件向社會徵求意見,中共的媒體,香港各路政客都一路高歌大力支持。看來這項立法是勢在必行了,問題是兩年前北京通過人大常委已經強行替香港設立了一個《香港國安法》,已經涵蓋了幾乎所有中共所謂的國家安全的相關問題。那麼這一次中共為什麼還要再推一個23條立法呢?這條立法對香港的未來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國安法沖擊三司法原則「 23條」補漏助紂為虐
香港資深新聞人程翔在新唐人《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國安法》通過之後,對香港原有的法治有三個很重要的衝擊。第一個是沖衝擊了長期以來實行的無罪推定的原則,第二個是衝擊了程序公義的原則,第三個就是違背了普通法下面本地法律不延伸到境外的原則。在這三個方面違背了香港長期以來普通法運行的基本原則以後,《國安法》就被很多人所詬病,那麼中共現在需要做的,就是通過一個香港本土的立法,把《國安法》中這些不合理的地方都一一合理化,以彌補《國安法》的一些缺陷。
很明顯的一個問題就是保釋問題,本來按照香港普通法下的無罪推定原則,在無罪推定的情況下,被告是可以獲得保釋權的,但是在《國安法》下面,黎智英被關了三年,沒有審訊之前就已經關了三年。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要通過一個本地法律來解釋為什麼可以這麼做,儘量把國安法所帶來的程序不公義的情況加以合理化。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都明白為什麼中共要在有《國安法》之後,還要再來一個「23條」。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國安法》只規定了四種罪,「23條」規定了七種罪,《國安法》所沒有涉及到的罪名,需要靠「23條」來補足。
程翔說,九七回歸以後,中共老覺得九七的回歸僅僅是主權的回歸,治權還沒有回歸。所以二十多年來,中共經常在琢磨,怎麼樣能夠進一步強化對香港的統治。在2008年的時候,中共已經提出要建立第二支管制隊伍,已經想奪取香港的治權。到2019年趁著反送中運動,用止暴治亂這個藉口,中共頒布了《國安法》強行奪回香港的治權。大家看到,《國安法》實施後,中共就通過了所謂的完善選舉法,對整個香港的政治生態、政治機構完成了一輪大清洗,這就是它已經全面奪回了香港的治權。
它全面奪回香港的治權以後,就把中共自己的國家安全觀強加給香港。香港基本法原先定的七宗罪,嚴格來說,在今天習近平的總體安全觀裡面僅僅是屬於政治安全。
香港政府公布的這個「23條」立法咨詢文件裡,差不多在一開張的時候,就把習近平的總體安全觀提出來,裡面有22個範疇,什麼經濟、文化、軍事、甚至太空、深海,都包括進去了,現在是要通過基本法「23條」的立法,把習近平的這些安全觀念落實在香港的法律裡面。
國安法強奪香港治權 政治生態巨變 「23條」惡法再無阻礙
程翔在《菁英論壇》表示,很多人會有疑問,在當年起草基本法的時候,中共為什麼不乾脆就把「23條」的很多規定寫進去呢?
因為基本法是為香港立一個憲法,我們管基本法叫小憲法。但是第23條是一些具體的刑法,所以具體的刑法放在一個討論小憲法的特別大的架構裡面是有點不合適。這是其一。另外一方面,當時提出國家安全這個概念的時候,兩地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一開始都有不同意見。香港的委員會覺得,中共把自己的執政地位都畫為國家安全的範圍,而在西方或者自由民主的地方是沒有這個概念的,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不是靠法律來保證的,執政黨的執政地位能不能得到保障是無關國家安全的事情。那個時候還沒回歸之前,香港的議員是據理力爭的,就是說不能夠把共產黨的執政、長期執政,作為國家安全的一個因素來考慮。因為所有在我們熟悉的社會,政黨輪替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每四年要推翻一次,所以當時一開始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不一樣。
香港希望在實現了雙普選以後,才來立這個「23條」的法律。但是北京不同意,北京是想先立這個法才進行雙普選。2003年的時候,為什麼會五十萬人上街呢?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北京強硬要香港立這個法。本來基本法第23條講得很清楚,特區政府自行立法,來保護國家安全,自行立法我們的理解就是什麼時候立,立怎麼樣的法,這個是由特區政府來決定的,但是北京在一九九九年發生法輪功萬人上訪事件以後,中共在國內迫害法輪功,強迫香港取締法輪功。
當時香港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大家知道梁愛詩是一個非常親共的人物,連梁愛詩這樣的親共的人都跟北京說,法輪功在香港是一個合法註冊的團體,香港的法律不能夠隨便就把它取締掉。那個時候親共的人士還敢跟中央做這樣一些建議。但是北京不管,一定要單獨立法,而且有限期,北京方面跟董建華說,你第二任內就一定要完成這個立法,這違背了基本法23條所說的自行立法的原則,引起香港很大的不滿。所以那個時候五十萬人上街是有這樣的一個深刻背景的。
中共二十年來都不敢立法的原因,是因為它知道當立法會不在它牢牢控制之下,它這個法是怎麼樣立都通不過的。二十年後現在它把整個立法會原有的一絲一丁點的反抗力量都消滅掉了再來立法,整個立法會的生態都已經改變了,它要立這個法肯定是通過了,所以才給你所謂一個月的咨詢時間,它是要急急忙忙通過這項立法。
「23條」徹底消滅香港自由 紅色資本家不寒而慄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在《菁英論壇》表示,根據香港政府的解釋,第23條立法會針對七類問題,包括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政府、竊取國家機密,以及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者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港府說,在七個罪名中有五個是香港《國安法》中沒有規定的,意思就是說《國安法》中只有分裂國家罪和顛覆中央政府罪,其它的就沒有。我看香港政府是胡說八道,因為香港現在正在進行的是各種政治審判,大部分都是所謂的暴動罪、叛亂罪,這些案件很多都是按照《國安法》,在《國安法》的法院中,由指定的所謂國安法特別法官來審理的。
郭君表示,從法律本身來看,23條立法會對叛亂和煽動叛亂的這個定罪進行進一步的強化,對國家機密的定義會更加寬泛,甚至把是否是國家機密的認定交給中央政府,由中共中央的機構來進行,比如中共的公安部、國安部,由它們來認定。另外就是更徹底的切割香港政治組織和外國政治組織的這種關聯。
比如說叛國罪和叛亂罪,叛國一般情況是指通敵叛國,通常會在戰爭時期發生,有個明顯的敵對國家,但是叛亂罪就不好說了,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沒有戰爭,也沒有敵對的國家,但是中共把戰爭的定義泛化和擴大化,就可以說是叛亂。
還有間諜罪、竊取國家機密罪,這些都是根據中共最近的一些安全法規來補充的罪名,而什麼是國家機密,並不是香港法院認定的,是由中共認定的。以後在香港寫文章或者是出版書籍,如果是有關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就要非常小心了,就容易成為泄密罪。
還有就是所謂的政治性組織,注意我們這裡說的不是政治組織,而是政治性組織。政治性組織我們一般認為就是政黨或者是主要業務是政治問題的機構,但政治性組織就涉及到一個認定的問題了,定義非常廣泛,你想多廣就有多廣。那什麼是政治性組織,我們可以根據中共對黑社會組織的認定來做一個類比,比如說中國有黑社會組織和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黑社會組織的定義很清楚,就是有嚴密的內部組織結構,還有內部紀律等等。但是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那就由辦事人員說了算了,雖然不是黑社會組織,但我認為你很像黑社會組織,所以你是黑社會性質的組織。中國大陸所謂的反黑運動,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被抓的,都是黑社會性質的組織,而不是黑社會組織。所以政治性組織就是中共認為你涉及到政治,你就是政治性組織了,而且不光是香港內部,外國的各種組織,它也可以認定你是政治性組織,所以你就不許在香港活動或者和香港有聯繫。
郭君表示,香港人現在很害怕中共的那一套東西在香港實施,上次五十萬人遊行上街也好,後來反送中也好,都是基於同樣的一個原因。最關鍵是香港人對中共治下的司法是沒有信心的,香港原來實行三權分立的體制,但是到了2019年,香港政府官員通過人大釋法,說香港不是三權分立,而是三權分開,就是都受行政長官的領導,這和中共的法院受黨的領導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了。
中共官員有一些特別的手段叫做經濟問題政治化,就是說通過指控政治上的問題達到拿走你財富的目的,比如指責你是間諜或者指責你勾結外國勢力等等。文革期間被打倒的中共官員,他們的罪名幾乎清一色的都可以在香港《國安法》中找到,大概也可以從「23條」中找到。所以香港最擔心《國安法》,最擔心「23條」立法的那些人,都不是普通人,其實我看是資本家,尤其是中共的紅色資本家,包括從中國大陸移居到香港的那些有錢人,他們最了解中共,他們也最擔心這些立法。
新唐人、大紀元推出的新檔電視節目《菁英論壇》,是立足於華人世界的高端電視論壇,該節目將彙集全球各界精英,聚焦熱點議題,剖析天下大勢,為觀眾提供有關社會時事和歷史真相的深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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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論壇》製作組
責任編輯: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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