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習近平的「加爾鐵里綜合症」
【大紀元2023年07月18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Gregory Copley撰文／任季編譯）習近平想幹什麼？這是未來十年國際戰略的關鍵問題。
在大的局勢走向不利於習近平之前，習近平會做出一些對這個世界有深遠影響的舉動。這個時間窗口不會很長，應當在兩三年左右吧。
習近平有這類舉動自有其理由，但對中國大陸和國外的其他人來說可能難以理解。因此，對習近平的盟友和對手而言，當前的首要任務是預測習的行為，以便未雨綢繆。
習近平的情感或對各類問題的心理排序尤為關鍵，也許是最重要的決策因素。因為自2022年10月中共20大以來，習已在中國大陸確立了自己的「一尊」地位，沒有人能夠挑戰他的權威。
即使是毛澤東也不曾如此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也不曾擁有當今中國這樣強大的軍事和經濟能力。
習近平權鬥手段爐火純青，目前除了軍隊內部發生叛亂外，中共軍隊在執行他的重大錯誤決策時，不會遇到任何阻礙。因此，一個錯誤決策總會貫徹到底，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甚至是全球造成嚴重後果。
現在，詳細了解習近平個人的心理比了解中共的治理和控制體系更為重要。毫無疑問，外國情報機構已經投入了大量資源來了解習近平個人內心深處的動機。但實際上，目前能做到的與占卜沒有什麼區別。
這項任務比起了解美國總統拜登甚至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心理動機要微妙得多，也重要得多。千萬不要以為對主要政治決策者各方面的了解不重要，由於習的權威、不同尋常的執政方針，因此他個人細微的心理活動可能會帶來極不相同的結果。
大多數國家的制度，至少是大國的制度，都是由最高政治層在不同程度上分擔和調節決策，從而提供一個制衡機制來防止做出錯誤的決策。合議效應（collegial effect）通常是國家層面法律框架的一部分，它可能不會最終推翻政府首腦強烈堅持的觀點，但卻有可能對過激行為起到制衡作用。即使是一個集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軍隊總司令於一身的「獨裁者」（如美國），通常也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衡機制，以防止對國家未來做出不可理喻、甚至是異想天開的決定。
習近平的情況與阿根廷前任國家軍事和政府首腦萊奧波爾多‧福圖納托‧加爾鐵⾥‧卡斯特利（Leopoldo Fortunato Galtieri Castelli）中將的情況更為相似。
1981年12月至1982年6月，加爾鐵⾥中將擔任阿根廷總統，隨即就南大西洋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馬爾維納斯群島，簡稱馬島）的歸屬，帶領阿根廷與英國爆發了一場倉促而災難性的戰爭。他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轉移阿根廷公眾視線，做出了讓阿根廷捲入戰爭的荒唐決定。這一決定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做出的，而且由於他對國家權力的絕對控制而沒有人能夠阻止戰爭。
阿根廷武裝部隊在這場1982年的福克蘭戰爭（也稱馬島戰爭）中慘敗於英國。
有鑒於此，我在最近幾年提出的最令人擔憂之處，是習近平「定於一尊」，會導致「加爾鐵⾥綜合症」的出現，中共的行為會扭曲到一個無視中國自身戰略利益的方向。換句話說，對中國戰略意圖的「理性」評估無法理解未來局勢走向，因此也難以做好充分準備。
在加爾鐵⾥統治阿根廷之前，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也表現出了「加爾鐵⾥綜合症」，儘管他周圍有顧問和法律約束，但他還是做了一些不明智的舉動，導致伊朗政府垮台，不可逆轉地改變了中東的平衡，並將美國擁有的巴拿馬運河拱手相讓。卡特總統心理因素導致的這些事件，是美國長期戰略衰落的關鍵起因。但當時他至少能夠受到一些制約，沒有讓美國與當時的兩大戰略對手蘇聯和中共直接交戰。
但今天，除了中共軍隊發動政變外，還有什麼能制約習近平呢？
鑒於習近平多層屏障、環環相扣的自我保護措施，實際上這種情況也很難出現。最近，俄羅斯私人軍事承包商瓦格納公司發生兵變，促使北京立即審視習近平總書記的弱點。然而，中共一直不允許建立像瓦格納這樣的非政府私人武裝，而且自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共一直在縮減地方軍事首腦的軍權，早期這些地方軍事頭領的權力實際上就像私人軍閥。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瓦格納的例子可以讓習近平放心，只要謹慎行事，這種孤立的叛亂對他構不成威脅。習近平不僅全面摧毀、削弱或排擠了他在國內的對手，他還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封鎖「清零」行動，即使是在失業率上升到社會失穩、中國大陸相當一部分人的畢生積蓄事實上被洗劫一空的時候，依然抑制了社會動盪。
儘管中國的長期戰略優勢持續惡化，但在許多方面，習近平做得很好。外國情報機構竭盡所能削弱習近平的力量，削弱中共對關鍵領土和人口的控制，例如在新疆，鼓動維吾爾族人為獨立而抗議，呼籲回到中共早期和前蘇聯共產黨（CPSU）的時代，那時中共和蘇共都支持恢復中亞汗國時代的「東突厥斯坦」。
但對於美國、中華民國（台灣）、日本、韓國、越南、印度、俄羅斯、澳大利亞和菲律賓來說，當務之急是要搞明白，習近平本人比中共更重要。
心理戰略為攻防計劃和行動提供了空間。它必須始終考慮到目標受眾的心理狀況，無論是群體還是個體。在這種情況下，需要了解習本人的心理狀態。對於習的外國對手來說，不僅需要了解可能的應對措施，還需要了解如何區分習近平和他對台灣等鄰國發動戰爭的能力。
國家級情報機構總是試圖從現有的，通常是非科學的證據中推測其分析對象的狀態和動機。他們投入資源了解敵對甚至友好國家決策者頭腦中的關鍵行動觸發因素。
當情報機構試圖研究習內心潛在的敵意觸發點時，很明顯還必須預知，習採取行動需要的資源，然後確定如何在潛在的動武事件發生之前或期間解除他對這些資源的指揮權。
「加爾鐵⾥綜合徵」一詞很有針對性。加爾鐵⾥中將是個酒鬼，這種情況導致他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做出反應遲鈍、考慮不周的決定。而越來越清楚的是，習的長期酗酒史使我們有必要確定他是否也會自欺欺人，突然將國家軍事資源投入到不可挽回的入侵行動中。
2005年曾在澳大利亞尋求政治庇護的袁（紅冰）教授，在其2023年書籍中文版中詳細介紹了其中的一些細節。他在該書《2025台海大決戰》中詳細描述了他作為習近平酒友的經歷，當時習近平還只是一個小地方官員。袁先生詳細描寫了習先生在北京大學附近的長征食堂與他一起喝酒的情景，習近平當時實際上就是一個酒鬼，他還說，在酒足飯飽之後，一向謹慎的習會滔滔不絕地談論他對戰爭和毛澤東思想的看法。
他說，習近平在父親被清洗後，工作生活中一直非常謹慎。但在酒後，會表露一些他的中共原教旨主義的想法。比如他認為，為實現中共的目標而犧牲大量中國人的生命是值得的。
尚沒有看到袁先生書的英文版。這本書對習近平的內心有非常真實和敏銳的觀察，習能夠在公開場合刻意掩飾內心的憤怒。這位教授指出，習先生的謹慎可能是由於他政治地位顯赫的父親習仲勳在1965年左右遭到清洗所致。他父親在「文革」中被關押和迫害，直到1978年才完全平反。
此後，習近平學會了如何在黨內險灘上航行，以確保自己的安全。
如今，習近平繼承了毛澤東極端思想的衣缽，包括他的經濟「內循環」，據說這將使中國自力更生，實現烏托邦式的自給自足。但他所隱藏的更極端的激進主義顯然是中共內部和外國勢力的主要擔憂之處。
有人提到習年輕時在酒場的表現，總是暗指他是一位酗酒者。儘管當禮節需要時，他也會飲酒敬酒，但是自2015年以來，習近平一直禁止在官方活動中酗酒。也許他限制飲酒來自於他的雙重行為模式，一種私生活和公眾形象之間有巨大差異的行為模式。
現在何去何從？
這裡無意全面分析習近平所有可能的動機。
正如英國情報部門在二戰中費盡心機了解阿道夫‧希特勒的動機和行為誘因一樣（例如，他對「黑」魔法和其它神祕技藝的痴迷，以及其它一系列獨特的個人趣好），有關習近平隱祕背景和相關行為的情報對了解他的戰略決策過程至關重要。
關鍵是要確定在一個聰明人的頭腦中什麼是合乎邏輯的或可能的，而不是將分析師的邏輯「鏡像」投射到研究對象身上。
習先生和希特勒一樣，應該被看作是一個高度複雜、動機強烈的聰明人，對周圍人的邏輯或指責有牴觸情緒，有著操縱性偏執狂的性格，並因此先發制人摧毀了對手而倖存。可能這些特徵的並非只屬於習一人，然而，由於在中國大陸大權在握，他在當前全球戰略方程式中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變量。
即使對習先生的深層野心和可能的觸發因素有了相當的了解，還是會出現：然後呢？
對他的對手來說，是從戰略、戰術的角度分析他過早地向鄰國派出軍隊，成功的機會渺茫，但卻要付出巨大生命代價，還是研究判斷他的心理因素，來推測他何去何從？
對習近平的對手來說，最好的辦法是制定戰略，將習近平從他的權力中分離出來，就像末代皇帝溥儀一樣，當中國陷入舊統治體制崩潰時，他卻如同不知不覺地被孤立在紫禁城中那樣，失去了權柄。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黨內歷來存在「分裂主義」和「分裂的野心家」，其程度遠比蘇聯明顯，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西方機構真正想要利用這一特點。
習近平已有效地把中國大陸大部分當代年輕人與國外新聞和影響隔絕開來。他們可能會基於自己目前的苦惱而抗議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但這些抗議又怎麼來接受外部的支持呢？
作者簡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設在華盛頓的國際戰略研究協會主席。科普利出生於澳大利亞，是澳大利亞勛章獲得者、企業家、作家、政府顧問和國防出版物編輯。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紀的新全面戰爭和恐懼大流行的誘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
原文：China’s Xi Jinping and the Galtieri Syndrome: Indicators of an Irrational War?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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