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美國需要重建製造業 以戰勝中共
【大紀元2023年07月15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Ella Kietlinska、Jan Jekielek報導／秋生編譯）中國問題學者、阿特拉斯組織（Atlas Organization）創始人喬納森‧沃德（Jonathan Ward）指出，為了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美國需要將其政策建立在「兩大支柱」之上：對共產主義中國的經濟遏制，以及重建美國的工業力量。
6月26日，沃德在接受Epoch TV《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節目採訪時說，幾十年來，美國對共產主義中國的政策一直遵循這樣一個總體理念：幫助中國崛起，期待隨著中國越來越富裕，它將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然而，這一期待並未實現。
沃德解釋說，中國的崛起是通過美國的參與、進入美國市場、獲得美國資本、受邀參與全球金融體系，以及獲得美國技術轉讓而實現的。
沃德說，「在中國崛起的過去幾十年裡，特別是在2000年代初和2010年代，典型的交易是以技術轉讓換取市場准入，非常先進的技術最終落入了中國國有或國家支持的公司手中，從根本上使（中國）獲得了技術上的全面進步，對這些技術我們幾乎沒有去控制。」
沃德說，中國經濟嚴重依賴出口和中國政府投資，中國曾試圖建立一個消費經濟，以轉向消費拉動型增長，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沃德說，為了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共產黨（CCP）「確定了10個左右的戰略性行業作為投資目標，同時進行知識產權盜竊」。他解釋說，這兩個戰略被用來建立國有或國家支持的超級公司，這些公司既可以在全球市場上競爭，也可以與國內公司競爭。
沃德發現，從中共的角度看，民用經濟和軍用經濟是緊密相連的，他稱之為軍民融合。他補充說，通過將民用工業創新引入軍事領域，中共可以在軍事現代化、關鍵戰略產業和新興技術方面與美國競爭。
如何與中國脫鉤
沃德概述了一個穩健的經濟戰略，一旦與軍事戰略相結合，就會產生真正的威懾力，獲得勝利，實現軍事層面的和平。
他提出的戰略基於兩大支柱：一個是對共產主義中國的「經濟遏制」，另一個是「再工業化，重建美國及其聯盟體系」。
沃德強調，美國需要認識到，中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大於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程度，然而某些行業和某些公司對中國依賴程度過高。
沃德說，「從經濟角度來看，如果無法進入西方市場、獲得西方資本和西方技術，中國的崛起就無法真正持續下去。」
「如果我們能夠在整個聯盟體系中找到最佳方案管理市場准入、資本、投資、技術轉讓等活動，我們將非常迅速地減緩他們的崛起。」
他說，「如果我們在2020年代這樣做下去，我們的競爭對手就不是一個不斷崛起和創新的國家，而是一個開始陷入停滯的國家。」他指出，這將引發一場地緣政治競爭，我們可以在這場競爭中加速發展並獲得新的優勢，「從長遠來看，我們可以超越他們」。
沃德提出的戰略重點是加快美國經濟的發展，同時減緩對手的發展速度，但他警告說，「如果我們作為一個聯合經濟體這樣做……那麼我們的收益就成了他們的收益；我們的優勢就成了他們的優勢。」
沃德將此比喻為駕駛一輛汽車，而對手就坐在駕駛員旁邊。無論車開得多快，對手都不會減慢速度。
沃德說，「我們必須雙管齊下，把他們踢出車外，同時重點關注提快速度。」
中國對西方的依賴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的政策顧問余茂春（Miles Yu）7月6日在Epoch TV另一集《美國思想領袖》節目中也表示，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必須認識到自己在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中擁有很多籌碼。
然而，余茂春說，西方國家沒有利用這一優勢，認為自己必須依賴中國。他補充說，西方企業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必須充滿信心，中國遲早會意識到這一點。
余茂春舉例說，中國曾報復性地禁止從澳大利亞進口煤炭，但由於能源短缺，中國政府最終規避了這一禁令，這是因為中國的能源產業嚴重依賴煤炭。
據《礦業技術》（Mining Technology）雜誌報導，時任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曾建議對COVID-19病毒起源進行獨立調查，於是中共當局於2020年宣布禁止進口澳大利亞煤炭。
據《金融時報》報導，一年後，儘管有進口禁令，中國仍開始卸載少量澳大利亞煤炭貨物。另據《採礦技術》雜誌報導，今年1月，中國政府「部分放鬆」了這一禁令，並於3月完全解除了這一禁令。
再工業化
沃德預計，美國必須在未來10至16年保持威懾力，並開始調整經濟結構，以擺脫對中共的依賴。他說：「我們必須逐個行業、逐個公司、逐項技術、逐個市場地解決這個問題，並開始建立一個我們能夠全面超越他們的世界。」
沃德說，大公司在中美競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為經濟實力是由商業和貿易建立起來的。
沃德提到，「一百多年來，美國一直是最大的經濟強國」，美國公司在二戰和冷戰等以往的戰略競爭中發揮了非常強大的作用。
他說，美國公司通過調動生產能力，從和平時期經濟過渡到戰時經濟，幫助美國決定性地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如同「巨人從睡夢中醒來」一樣，這句話出自阿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的著作《自由的熔爐》（Freedom’s Forge）。
英國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在其著作《來之不易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歐洲，1939—1945年》（No Simple Victory: World War II in Europe, 1939-1945）中寫道，美國的戰時經濟在美國加入二戰後實現了「世界上從未見過的工業擴張」。
戴維斯寫道，當1941年底政府下達「將和平時期的經濟轉為戰爭時期的經濟」的命令時，工廠「彷彿毫不費力地」改變了方向。
戴維斯回憶道，「汽車廠轉而生產坦克；造船廠從製造商船轉向製造軍艦；飛機製造廠放棄了生產客機，轉而生產戰鬥機和轟炸機……鋼鐵廠、煤礦和鐵路廠積極應對這一挑戰。節奏加快了，產量成倍增加。」他補充說，過剩的軍備被美國的盟國分享。
沃德說，美國當時擁有「驚人的技術優勢」，這些優勢在冷戰中得到了發揮，「我們的創新生態系統絕對包含我們把科學和技術商業化的能力，以及利用我們龐大的市場實現創新的能力。」
沃德強調，「我們需要確保美國的經濟引擎最終與美國的國家安全保持一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些知名的美國公司在成為民主兵工廠之前曾與軸心國合作。他說，「他們在做正確的事情之前做了錯誤的事情，但最終，他們做了正確的事，這才是最重要的。」
他說，「我們不需要一場珍珠港事件」來促使企業與中國脫鉤，「這就是我寫這本《中國的勝利願景》（China’s Vision of Victory）的原因，希望在任何真正的災難發生之前，我們能夠思考、行動並制定長期戰略」。
風險與去風險
沃德認為，與中國脫鉤的方式應該是，在企業層面上通過在中國投資或使用中國供應鏈的企業領導人做出的決策來實現，因此，他們需要認識到，與其商業政策相關的風險，政府只能根據可以採取的措施設置護欄，但降低風險需要通過企業決策來實現。
他說，企業領導人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審時度勢」，需要認識到他們與中國有關的商業決策會影響地緣政治。
他指出，轉移到中國的資本和技術越多，反銷給美國經濟的供應鏈在中國建立得越多，美國面臨的風險就越大。
沃德解釋說，企業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的方式決定了國家層面的整體風險，因此企業在將資本和商業利益置於高風險時，應該考慮到對國家負有信託責任。
他強調，「我們必須開始合作解決這個問題，找出辦法，找到新的市場，使新的供應鏈更加安全，使新的投資機會多樣化，重建工業基礎，確保我們自己的供應鏈安全，所有這些都將帶來機遇。」
沃德說，擁有一流的廣泛的工業基礎是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美國的製造業需要重振和重構，這可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大量的真正的機遇以及大量的國家安全效益，包括從純粹的經濟利益到供應鏈安全等方面，「我們必須將此作為國家的頭等大事」。
沃德說，更廣泛的通用工業基礎，就像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擁有的基礎一樣，將使美國能夠「通過實力實現和平」，通過做好準備來防止戰爭，阻止任何敵手與美國作戰。
原文：IN DEPTH: America Needs to Rebuild Its Manufacturing Power to Outplay the CCP: China Scholar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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