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709劇本 友人李和平一家的故事
【大紀元2023年07月14日訊】時間很快，2015年的709事件過去八年了。我所知道的維權律師李和平一家所經歷的故事，應該記錄下來，作為一個歷史的見證。
「本來是一杯咖啡可以解決的事」，變得一頭白髮的李和平反覆對筆者說了兩次這句話。對在709事件中，自己和律師同伴們遭遇的慘烈酷刑，他不想再提。
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說話柔中帶剛：
「和平律師說的很有意思。他說其實709案是一杯咖啡可以解決的事，但是演變成國家投注很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然後把幾十個人抓起來。專案組的人還說，要給這些律師畫個底線，讓他們不要再觸底線。這些本身就不是法律的語言。」
2007年的黑頭套
早在1990年代後期，李和平就開始為公民權利奔走呼籲，他受到公權力的逼迫，不是到2015年的709事件才有。
磨難應該是在2003年已開始，李和平當時辦了「新青年學會」（楊子立等人被抓）的案子。之後每到所謂的敏感日，就有警車、便衣在他家樓底下，李和平一下樓就有人跟著他，包括他送孩子上學都會有警車跟著。
2007年有一次情況很嚴重，李和平被跟蹤他的警察，套上黑頭套，綁架到北京昌平小湯山的郊外一個地下室。警察把他打了一頓，要他賣房、賣車回老家去……
劇本
被警察帶走將近22個月後，2017年4月28日，李和平被天津市二中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官方發布的消息指李和平「服從判決不上訴」。10天以後，李和平獲釋。
李和平談到當時官方導演的一個「劇本」。
他表示，當時負責承辦案件的所有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冤案，然而真正主導案件的，卻是「709專案組」，法官也只是「專案組」的工具。
「我記得我直接問了一個法官，你辦理這個案子，你能夠說你是獨立的嗎？如果你自己不是獨立的，你還是法官嗎？他跑出去抽了好半天的煙，回來又回答我，他說中國的法律就是工具，是一個國家的暴力工具，這是中國法律的本質。我說你既然把自己當成工具，那麼你就不能夠獲得我們法律人對你的尊重。」
李和平一直堅持不認罪，當時由於國際社會的壓力，法官焦頭爛額，希望儘快了結，所以為開庭鋪排了一場表演。
「法院為了不讓我妻子到現場來，又不想直接說不讓我妻子來，而是想讓我不讓我妻子來，在法院談判談了半天。我說我妻子她來還是不來，那是她的權利，我只能說是建議她不來，這個建議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妥協了，我怎麼能夠說不讓她來呢，後來法官可能也沒招了。」
李和平開庭，他的妻子王峭嶺全然不知情。
李和平說，宣判的時候，法官讓說幾句話，「我當時說：你這一次審判，審判的是國民的生活、律師的工作、公民的權利，你把這些日常生活都當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的一些行為事實。這個國家，它的人民性這種根本就被破壞掉了，這個事情是很大的。」
公安、檢察院、法院的人說，李和平你說一個同意判決，說不上訴就行。
「我沒有按照他這個劇本去說，我說保留意見不上訴，和他們的原來的劇本不一樣，因為已經排練了好多遍了。當時的審判長叫蔡淑英（音），愣了好幾秒鐘，不知道咋辦，後來她還是宣判了。官方安排的所謂的群眾，法官、檢察官、律師全都撤走。但三四十分鐘後，又覺得不行，又重新再把他們叫回來，再搞一次。」
李和平認為，最後他們說判三緩四，把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緩刑，證明這個冤案往前推動的時候，他們體制內也有阻力。「這個（刑法）105條、顛覆國家政權罪，很難看到緩刑的，幾乎沒有。當然了，判緩刑也是錯的。」
大監獄與一杯咖啡
709事件之後幾年，中國的社會環境變了。
中美發生貿易戰，外國企業撤走不少，經濟狀況不太好，法治環境更差，許多律師被吊照。
回家後的李和平，住在北京朝陽，當地一個司法所每隔一段時間要和他談，並讓他戴電子監控手錶，但經李和平抗爭後，最後沒戴。
「我記得我和他們談過，中國的這些法律人，哪一個都希望社會發展，希望這個國家有秩序，有和平，這都是大家的希望。律師想的可能並不比你們少。大家有一個交流的平台，真的是一杯咖啡就可以解決，現在花了這麼多錢，給中國造成這麼大的損失，那不是只有蠢到家的人才這樣做嗎？」
株連
709大抓捕給李和平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磨難。
709發生的時候，李和平的兒子剛好考高中，他兒子本來是在國內上國際高中。「他的同班同學都到國外去上學，政府不給他發護照，他走不了。你想想對正在求學的孩子，心裡是怎麼樣的感覺。」
李和平說，「第二個就是我女兒，她本來就應該在一個國際學校上小學，那邊的警察逼迫她，不讓她在那租房子，也不讓她上學。搞株連，非常荒唐的。」
「還有就是我妻子，包括709其他家人，都帶來很大的影響。你看我妻子的身體，因為這個事情身體也搞壞了。我自己身體這麼長時間，都沒有恢復，都受到巨大的傷害。」
最近幾個月，李和平和王全璋都被逼遷，官方要讓他們在北京不能生存。
「709案子發生，在某種程度上講，確實是對中國憲政，對中國法治，帶來負面效應。但我們認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正義一定是會戰勝邪惡的，法治一定會戰勝破壞法治的這一方。」他說。
尋找丈夫
李和平律師被失蹤整整22個月，2015年7月10日被抓，2017年5月9日回到家。
對一個家庭來講，這是一個滅頂之災。
王峭嶺說，一個親人突然之間音信全無，來維穩我們的警察，還說不要炒作，把真相說給媒體，他們認為這是炒作。
「你會發現其實人最大的恐懼，不是說我沒地方住，不是沒有飯吃，是因為不知道你自己的親人，他的生命是否有保障，這是很可怕的。」
但是在中國這個環境裡面，周圍的人90%都會告訴你：你越高調，越出來抗爭，你被失蹤的家人就越倒楣。
「在尋找丈夫的這個過程裡面，你會發現你一半多的力量去應付來自負面的身邊親人，他給你的這種負面的信息，這就是我們的壓力。」
「沒有一個先輩的榜樣，你要非常堅定的、有原則的去抗爭。比如說經常會有警察過來威脅家裡的老人，像和平的父母，讓他們勸兒子認罪。這種消息我們聽了之後，是很崩潰的。比如說不讓孩子上學……」
王峭嶺眼含淚水。
當時李和平的弟弟李春富也被抓了，李春富也是律師，他孩子在老家縣城的學校裡，被警察從教室裡叫出來。
「問了他半天話，對一個孩子，才16歲，是非常大的壓力。」
在這種環境下，王峭嶺還要堅持把尋找丈夫的一些消息發出去，包括不讓律師會見等等。
「有好姐妹勸我說你就不要管了，好好帶好孩子，當時我特別難受。我就跟她講，我們調一個個兒，如果今天我進去了，我希望我丈夫在外面為我呼籲，我不是希望他管好孩子就行了。」
她有心理準備，那時漫天遍野的都是謠言……
並肩女傑
709事件發生後，有一個聞名的故事叫做「千里尋夫」。最初是描寫李文足尋找王全璋律師。而王峭嶺也在和李文足並肩尋夫的路上。
「我跟文足以前並不認識，我也不認識他丈夫（王全璋），在尋找丈夫的路上，我們認識了，她見過和平律師。因為都在北京住，會常常約到一起去尋找丈夫，在患難中互相扶持。」
她提到尋找丈夫的路上一個驚險的故事細節：
「2016年的時候，程海律師做（人大代表）獨立候選人，他要到小區裡面宣傳自己，我們替他拍照。我們就在路邊，警察來了，要把程海抓走。」
「我們就在那站著講理，我冬天戴著圍巾，那警察就拽著圍巾的兩頭，拚命往兩邊一拉，我當時整個人差點就被勒死了，都說不出話來。那個時候李文足在我旁邊，她本來正拍照，一看那個情況，她跑上去把勒我脖子的警察推開，但是那警察反手把她一把就推到旁邊的麵包車上，她的頭當時就撞到那個車玻璃上。那是上午的事，到晚上（她）下巴都合不上，不能夠吃飯，吃飯就疼。」
王峭嶺和李文足在一起兩年，勝比親姐妹。她們一起去法院，去檢察院，去公安局，又一起在派出所被關24小時，被警察們盤問。
當李和平回來的時候，李文足的兒子問，我爸爸呢，在場的人都很難過。王峭嶺說，「所以和平回來之後，我們還得繼續，陪著我們的姐妹，要尋找丈夫。」
她說，聽律師們就說，在709之前很少有人為尋找家人四處奔走，而是常常會陪伴別人尋找家人。一般都是自己的丈夫回來之後，因害怕官方的報復，就趕緊消失，來獲得暫時的安全，709家屬卻大不一樣。
「包括原珊珊，謝（燕益）律師的太太，包括劉二敏，（維權人士）翟岩民的太太，我們陪著文足，後來又去最高法、最高檢，大概又有兩年半的時間。我們去臨沂監獄外面，一大早就喊王全璋的名字，這在過去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
王峭嶺深有感觸，如果只有一個人，是沒有辦法走到底的，特別的艱難。
「文足每次去臨沂回來，就接著一個禮拜晚上睡不著覺，早上起不來床，渾身沒有力氣，不單單是身體的勞累，還有一個精神的折磨。我們陪伴她的人也是一樣。」
孩子、孩子
今年4月，當局對李和平一家的監控升級，逼遷也升級，房東把他家的玻璃給砸了。
「砸的正好是我女兒住的房子，那天幸虧我們跟文足的孩子在外面玩，晚上回到家才知道，玻璃被砸了，滿地的碎玻璃，包括沙發上、床上、衣服上，我女兒覺得是挺害怕的，接下來一週她就吃不下東西了，每天只能喝一碗粥。砸完玻璃過不多久，房東又過來把大門卸走了，我們晚上睡覺就像在臨街的房子裡，連個門都沒有。」
王峭嶺說，許多709律師家庭的孩子，都有類似的壓力。
「孩子們年齡小的時候，我們用一些話語去安慰，但是我女兒13歲，特別青春期敏感的時候，泉泉10歲了，文足家的兒子，在頻繁搬家的過程中，有一次就是因為房屋中介跑到他們家去砸東西，第二天他（泉泉）就發燒了，因為受到驚嚇。」
但讓她感到安慰的是，孩子們很懂事。
「我們家玻璃被砸那天，我都受驚嚇，但是女兒說，媽媽，我覺得我們沒有做錯什麼。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恩典，就是她從小是在教會長大。我覺得女兒在這部分，表現的比一般的同齡人要成熟的多。」
王峭嶺說，家裡也把對女兒學業的要求放低，最在乎的是她學會與人打交道，她不是用偏激的眼光和想法去跟人互動，她要保持積極樂觀。包括王全璋的兒子，他們經歷過真相，讓他們在很多方面的思考能力會比別人要強。
709家屬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只要敲門聲響起來，她們都會想到是不是警察來了。但是在中國，這樣負面的大環境不可能這麼快改變。
王峭嶺說，旁人對我們的關注再多，同情再多，都沒有辦法取代我們，所以我們一定要從負面情緒的捆綁和壓制當中出來。如果最後連生命都出問題，這是最不划算的。
「比如說孩子上不了學這件事，真的很難過，我兒子說，他的同學大學四年本科都畢業了，他到現在還沒有去上大學。我們自己說，這就是神今天允許我們走一條與別人不同的路。如果有機會能夠去上大學，那就去上，如果說今天神就是給這麼一條路，那我們一定要在這條路上。身心健康是第一位的。」她強調說。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轉自網友Fork Alisa臉書）
責任編輯：李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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