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7月09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Daniel Y. Teng報導/艾琛編譯)一位退伍軍人事務倡導者稱,澳大利亞社會不再由價值觀驅動,而是變得注重個人利益、利潤和享樂。
赫斯頓‧羅素(Heston Russell)本人曾是一名特種部隊的特工,執行過二百多次任務,他說,澳大利亞的軍人在退伍時往往面臨著文化衝擊。
羅素向《大紀元時報》透露,「軍隊非常擅長從街上招募人員,給他們一個神聖的身分及激勵人心的目標,從陪你信步觀光,到你穿上制服,以至稱呼你的姓名,都使他們從內心和外觀上都受到觸動。」
羅素稱,軍隊是一個「有目的」和「基於價值觀」的組織,每個人都要對勇氣、主動性、團隊合作和尊重等價值觀負責。
他認為,「當我們中的許多人過渡到在澳大利亞的大城市居住時,我們發現社會不再真正重視責任,取而代之的是權利:『我有什麼好處,我應該得到什麼?』它用自私取代了無私。」
澳大利亞價值黨領導人赫斯頓‧羅素的資料照片,他是一名退伍軍人事務倡導者和前特種部隊特工。(Supplied)
「一切都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目的。這是一個(軍人)真正難以接受這些價值觀的地方,因為人們忙於關注利潤、享受和所有這些東西,在那裡你簡直屬於少數人群。」
正是這種價值觀的衝突,常常使返回的國防軍人難以適應,並最終導致心理健康問題。
羅素表示,許多退伍軍人經歷了這種道德傷害,這是一種身分危機,一系列問題加劇了退伍軍人的痛苦,其中包括澳大利亞退伍軍人事務部(Australia’s
Department of Veteran
Affairs)的廣泛拖延,該事務部正在處理積壓的3.7萬份賠償申請,以及日常生活中缺乏結點,這可能導致退伍軍人健康狀況不佳、過度飲酒,甚至濫用藥物等問題。
羅素指出,「在軍隊裡,你每個月都要進行隨機的藥物和酒精檢測,如果沒有這種集體問責制,就很容易墮落成澳大利亞社會的普通標準。當所有這些問題混合在一起一段時間後,就變成了退伍軍人的心理健康和自殺問題,各種問題都會出現。」
西方社會的「原子化」現象精神病學家坦維爾‧艾哈邁德(Tanveer Ahmed)說,與亞洲社會相比,現在的西方社會越來越「原子化」,亞洲社會仍然保持著強大的文化和社區聯繫。
羅素告訴《大紀元時報》,我們的約束性儀式越來越少,不僅從宗教的角度來看,而且還有愛國主義儀式。這些儀式已經持續了大約50至100年,是市場經濟崛起的一部分。
「每個人都生活在城市裡,一種從某種意義上講以軍隊方式所再現的城市,而不是生活在一種為滿足人們生理需求而存在的大家庭或部落裡。」羅素說,「對創傷所致的心理壓力綜合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的診斷結果幾乎就是這類系統衰敗程度的代表。」
了解抑鬱症和焦慮症的警告信號可以幫助你找到對抗它的方法。(Shutterstock)
艾哈邁德還指出了導致退伍軍人心理健康下降的其它因素。
他表示,「更廣泛的人群與軍隊的意義以及他們實際上所做的事情嚴重脫節,而現實情況是,我們正在打的戰爭(阿富汗戰爭)往往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去甚遠。」。
「以色列顯然是發達國家軍隊中創傷後PTSD發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其中一個理論是,整個人口與其矛盾衝突有著密切的聯繫。」
艾哈邁德指出,「(在以色列,)如果你是一名退伍軍人,服完兵役後退休,你就擁有了巨大的地位。」
重新發現澳大利亞的價值觀
在競選活動中,羅素經常詢問每個人,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是什麼?一些澳大利亞人指出,淨零排放是一個有價值的目標,可以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然而,除此之外,羅素認為更重要的是,社會要重新找回其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壕的澳新軍團(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簡稱ANZAC)精神。
在戰爭期間,澳大利亞的「挖掘者」(diggers)表現出耐力、主動性、紀律性和友愛,儘管有時面臨著不可逾越的困難。這些價值觀已成為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每年4月25日慶祝的澳新軍團精神。
羅素指出,「在我看來,我們的身分,現代澳大利亞的身分和基於價值觀的社會,是與澳新軍團精神一起誕生的。」
2021年4月25日,一名軍人在澳大利亞悉尼的庫吉黎明儀式(the Coogee Dawn Service)上合影。(Brook Mitchell/Getty Images)
羅素表示,「我認為,政府和領導人應該為人民提供更高的目標。」並警告說,「政治已變得過於注重派系之爭和贏得選舉。我們用控制、恐懼和激勵來操縱人們,而不是通過啟迪來激勵人們。」
責任編輯: 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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