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的回憶：從偷渡犯到哈佛醫學院畢業生
【大紀元2021年11月01日訊】（大紀元記者梁耀採訪報導）「10年前一天我突然晚上醒來，想起我那個朋友——第一次偷渡（香港）時死了⋯⋯我覺得這個歷史一定要讓大家知道，因為很多人在偷渡過程中死掉了⋯⋯所以我覺得好像心裡有一個責任，我要來寫這本書。」
小說《偷渡犯》的作者黃強10月29日對大紀元講述了自己創作這一自傳體小說的初衷。2021年4月，黃強在美國出版了英文自傳《游向自由：我逃離文革的不為人知的故事》（Swimming to Freedom: My Untold Story of Escap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文版《偷渡犯》（https://www.swimmingtofreedom.com/）也於11月1日問世。
為了世代銘記的苦難
黃強告訴大紀元，他本想用英文寫給美國人看，但是，一個美國出生的華人讀者改變了他的想法。這位讀者說：「我從看到第一頁開始，就知道了，這是我很多年以來一直想看的書。我爸爸也是偷渡過來的，但是我爸爸從來都不跟我講他偷渡的過程。看了這本書以後，我才理解了我爸爸。」
黃強於是決定把書翻譯成中文，他說：「中國有兩個很好的傳統，家庭和教育，我就很希望我們這一代就是叫『嬰兒潮一代』的人，告訴自己的子女或者孫子女，我們以前經歷過的生活。我覺得這本書就達到了目的。」
「知道以前的中國究竟是怎麼回事，文化大革命、大躍進是怎麼回事，死了多少人，這個是歷史的教訓，一定不能再重返（歷史）。」
用生命換自由的逃港路
1951年，在黃強幼年時，在香港海關工作的父親參加了九龍海關的「起義」，把一家五口帶回了剛剛成立的共產中國。
「反右」運動中，黃強的父親，曾經的「反蔣英雄」，因為在「大鳴大放」時提出批評意見被劃為「右派分子」，1959年，被發配到肇慶的農場養雞。自此，黃強和他姐妹們成為了「黑五類」。黃強從成績優異的好學生變成了「狗崽子」。
1968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號召城市青年「上山下鄉」，而廣東掀起了數十萬知青的大逃港。在農村，日復一日的艱苦勞動和對未來的迷茫，尤其是親眼目睹了中共公開處決大多是政治犯的21個人之後，黃強下決心加入偷渡者的行列。
一天，黃強插隊的村書記宣布全體村民第二天必須進城見證死刑犯的公開槍決，並給全天公分。「有人大喊一聲『21個！』士兵把犯人按跪在地，一支手槍頂著犯人的太陽穴，一支步槍頂著犯人的後背，對著心臟。突然一聲號令，所有長槍短槍同時開火，犯人們應聲倒地。
……
要去偷渡了！我的心警告我。我相信這個集體槍決是上天對我的啟示，哪怕是『殺雞儆猴』般的恐嚇啟示。」（《偷渡犯》）
黃強對記者說：「慢慢的⋯⋯在中國，（我）跟所有那些偷渡的朋友一樣，覺得這個國家是完全沒有前途了，一定要離開了，所以我們就冒險去偷渡。」
黃強花了兩年時間，經歷了兩次失敗，嘗試了三條路線，在經歷了一系列艱辛、危險、折磨和挫折之後，終於在1973年底成功偷渡到香港。
1975年夏天，黃強以政治難民身分來到美國，入讀哈佛醫學院，1983年畢業後，成為一名麻醉師。1984年，黃強的全部家人都來到美國。
黃強說，「1982年當我成為美國公民時，哈佛醫學院全班同學起立鼓掌歡呼，如今想起來還震撼不已。」
大逃港——跨度30年的逃亡史
中國作家陳秉安曾用22年時間採訪過百餘名逃港親歷者，於2010年10月出版長篇報告文學《大逃港》，稱「大逃港」是一部跨度達30年的驚心動魄的逃亡史。
《中國青年報》2010年刊登的《學者記錄深圳30年大逃港 百萬內地人曾越境香港》一文披露：在當時的深圳，曾經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在民謠背後，則是一組驚人的數字。
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在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文件裡，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逃到香港；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黃強逃港的時間是在第三次逃港潮期間，「僅我認識的逃港者就有16人之多（包括我和寧），其中有三位葬身海底。」黃強在書中寫道。（註：寧為黃強的妹妹。）
據維基百科介紹，大量逃港人員在偷渡過程中被鯊魚咬死、游泳氣力不足淹死、跳火車時摔死；在偷渡過程中與中共軍隊以及英國啹喀兵（英駐港軍隊）、華人兵糾纏中互有死傷；根據電影《打蛇》的資料蒐集，不少人還遭香港黑社會強姦、斬殺，最後大約200萬至250萬成功越過邊防線偷渡至香港市區。
1980年移民香港的前《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詠梅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香港今天的七百萬人口中大概有一半是一九四九年後逃離共產暴政和大饑荒來港的難民及其後代。」
「我失去了心中的天堂——香港」
1972年黃強第一次嘗試偷渡後，在海邊被解放軍士兵抓住。一年後，他在驚濤駭浪中掙扎8小時，被海水嗆到，差點窒息而亡，就在快到達香港時，被附近的中國漁民抓到遣送回中國。他不斷地提醒自己：「我必須到香港，為了我的母親、父親和我自己！」第三次偷渡成功後，他終於踏上香港的土地，他感覺自己已經到了天堂。
1975年到美國後，黃強多次去香港。2014年期間，他看到學生的「雨傘運動」，學生們使用雨傘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警察的催淚瓦斯的傷害。黃強說，香港人是非常愛國的，他們也非常支持學生走上街頭，抗議中共嚴重破壞《基本法》。
黃強說，在共產中國成立以前，廣州比香港的狀況好很多，後來因為制度的問題，香港迅速發展，也為內地的經濟發展做出重大的貢獻，但是這種情況不會再有了。
如今中共國安法又讓大量港人逃離香港。黃強說：「香港是我的天堂，我卻永遠失去了她，這真的讓我很傷心。」
中共的本性不會變 中國人需要獨立思考
黃強說，他內心已經做好了不再回中國大陸的準備。他說：「沒有辦法了，這條路一定要走下去。」
他說，中共早年的運動分三個階段，第一個是共產中國成立後的大殺戮；接著是「大躍進」，以及大饑荒；第三階段就是長達十年的文革，「中共的每次運動都會（給國人）帶來災難。」
「如果我們不記得歷史，不記得以前的痛苦，就永遠不會看到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中共的本質是沒有改變的，但是它總是要不斷變形，所以我就覺得它的DNA沒有改變。」
在文革中，黃強屬於消極對待政治運動的「逍遙派」。他常去同學曦的家裡聽敵台——「美國之音」，因曦住在一幢居民樓天台的加蓋房裡，在那裡聚會的人自稱「天台地下黨」。 「偷聽敵台」讓黃強看透了中共的罪惡，「他們講的東西是都是理性的分析，不是大罵。」
他說，當時在中國，除了中共的宣傳，老百姓沒有別信息來源，因為它想給民眾洗腦，讓人的思想僵化，非黑即白，這樣的民眾就很容易讓獨裁者統治。
黃強告誡國人，不要做思想的奴才，能夠聽取不同意見，進行獨立思考、比較，尤其要理性的分析，「一個人一定要自己去找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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