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透過王立強案 看中共軍方情報系統
中共的間諜活動主要由中共軍方、國安部和統戰部策劃運作。圖為示意照。(AFP)
王立強的投誠曝光迅速引燃一場大火，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他的爆料寒氣逼人，西方世界嚴陣以待。
年僅27歲的王立強表示自己曾在香港參與綁架了銅鑼灣的書商，滲透到香港的學生組織，在台灣進行了影響選舉的信息活動；他還指控香港中國創新投資公司（下稱中國創新）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向心是中共高級特務，爆料向心曾長期供職於中共大型情報機構，畢業後擔任國務院鄒家華副總理祕書一職，後被安排到國防科工委負責軍事研究，該部門致力於推動研發中共的新式武器項目。
總部位於新德里的印度亞洲國際新聞通訊社（Asian News International，簡稱ANI）近期發表了一篇題為「共諜帶著寒氣進門」（Chinese spies come in from the cold）的專題報導，對王立強投誠案進行了討論，並從中共軍隊情報組織系統的角度分析了王立強案背後所折射出的中共軍改內幕。
文章認為，中共的間諜活動主要由中共軍方、國安部和統戰部策劃運作，並遍及全球。而隨著王立強成為外界關注焦點，當前正是討論中共海外間諜活動的合適時機。
圖為前中共特工王立強。（王立強提供）
該文主要聚焦於中共軍隊的情報系統，文章表示，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是一個傘形組織，其中包括中共軍改前的總參二部，該部門成立於1950年代初期，直到近期還不能很好適應瞬息萬變的時代要求。
在詹姆斯敦基金會（The Jamestown Foundation）第六屆中國國防與安全年度會議上，前中情局分析師孟沛德（Peter Mattis）指出，情報在中共軍隊中發揮著三大作用。「第一，支持從聯合參謀部到戰術層面各級別的決策。這是公認的和有價值的軍事人員職能。第二，實現威懾和合規性，這樣可以向外國政府施加有的放矢的軍事壓力，而不至於引發戰爭。第三，實現信息戰，其中情報在各個層面都發揮著作用，包括如何了解對手的社會和社會結構，以及各個信息戰學科的橫向聯繫。」
印度通訊社的文章指出，中共軍方認為，情報對於在外交上威懾潛在對手和脅迫國家至關重要。
孟沛德進一步解釋了情報如何從各方面幫助中共決策者。「第一是提供對對方決策的系統性了解，包括組織方面和心理因素方面；第二是幫助中國（中共）領導人適當調整強制性或威懾性措施的力度來匹配目標；第三，針對『敵人必須拯救的目標』採取威懾措施，迫使對手放棄主動權，採取防禦行動，或撤軍；最後，情報提供了一種反饋機制，提醒中共決策者，對手如何響應軍方的強制性或威懾性措施。」
他總結道：「情報反饋機制可以幫助北京維持主動權，因為情報使決策者能夠迅速、有信心地應對用武力對付對手時，不可避免的危機和突發事件。」
前中情局分析師孟沛德（Peter Mattis）表明，情報在中共軍隊中發揮著主要作用。資料照。（林樂予/大紀元）
印度通訊社的文章表示，根據中共的戰爭學說，情報是信息戰的四項組成部分之一，其它三項是網絡戰、政治心理戰和電磁戰。信息戰的目的是使敵軍瓦解。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之後，軍事情報逐漸轉向鞏固黨的領導，而不限於支持軍隊的目標。從1980年代到2005年左右，中共國防人員很少有作戰經驗。但是，2015年11月26日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中共軍方成立了戰略支援部隊，這給軍事情報提供了動力。
該文還指出，在中共軍隊改革下，軍事情報職能被分配給了聯合參謀部、戰略支援部隊，可能還包括中共陸軍總部。聯合參謀部情報局負責由前總參二部執行的人工情報和戰略級情報。與此同時，戰略支援部隊吸收了前總參謀部的技術偵察能力，即前總參謀部技術偵察部，簡稱總參三部，該部使用技術設備來收集信息。例如，它控制著中國的衛星。陸軍總部也可能獲得了前總參謀部的某些組成部分。建立這樣一個國家級機構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長期以來，中共軍方已經意識到有必要使情報部門與主要領導人保持密切聯繫。
中共軍方政治工作部聯絡局可能負責政治和心理戰（合併了前三一一基地，後者實施輿論、心理和法律戰）。
這次重組反映了中共軍方承認需要明確責任，並管理來自新信息源不斷增長的海量信息。事實上，中共軍方正在接收大量新設備，例如衛星、無人機、水下傳感器、潛艇、電子戰設備和雷達等。問題是信息過多，因此軍方必須有選擇性地處理數據，並將重點放在速度和所有服務系統的統一性上。
孟沛德說，中共軍方的情報觀念在過去的15年中發展極度緩慢，因為在許多方面，沒有這個需要。而目前中共認為，軍方發展需要情報機構提供更多信息，沒有徹底重組就無法滿足需求。中共的一系列情報野心支持各級決策，幫助調整威懾行動和指導信息戰，表明中共軍方情報部門面臨的挑戰不是在概念上，而在於執行任務的組織基礎架構。
中共軍方的五個聯合戰區司令部分別擁有一個聯合作戰中心，每個聯合作戰中心又設有情報中心，直至團級的指揮所都包含類似的單元機構。每個情報中心的組織結構視情況而定，但都包括情報收集、情報處理、傳播管理和技術支持等部門，它們製作聯合偵察計劃以支持總部和作戰部隊。
文章說，軍方收集與政治、經濟和軍事數據有關的信息，事實上可能影響作戰或使其受益的任何信息。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和平時期的情報收集，中共可以通過「無辜」的遊客，也可以通過公開資源來收集。例如在台灣，大約十年前，台灣國防部禁止在當地軍事基地的開放日出勤，因為發現許多中國大陸人進入基地，邊遊蕩邊拍照。中共軍隊對軍事情報信息和系統有嚴格的控制，也精通情報欺騙和威懾。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媒體上經常出現的吹捧新技術功能的文章，並不能完全相信。
情報是信息戰的組成部分之一，信息戰的目的是使敵軍瓦解。示意圖。(Sean Gallup/Getty Images)
中共的《國家情報法》於2017年6月28日通過，共有28條。
印度通訊社文章指出，當然（該法規定）中共的政權勝過一切。法律中一條有爭議的條款透露：「國家情報工作機構應當依法蒐集和處理境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人實施的，或者境內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和利益行為的相關情報，為防範、制止和懲治上述行為提供情報依據或者參考。」這將迫使外國實體交出北京要求的任何信息。
另一重要原則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國家情報工作祕密。」
這項法律打擊了華為的辯解，即它表示永遠不會將安全信息傳遞給中共政府。但根據中共法律規定，華為必須這樣做。
印度通訊社文章顯示，中共治下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奧威爾式的社會，公民被時刻監控。例如，金盾項目將國家和地方的數據庫與個人信息鏈接在一起。這將有助於公安部和其它機構密切監控所有人，已經遠遠超出了國內情報的範圍，成為一種侵入性的社會管理系統。
面部識別，甚至步態識別的使用極大地幫助了中共當局不僅追蹤其本國公民，而且還追蹤外國人和外籍特工。事實上，在諸如美國中情局等地方，人們極度擔心其特工人員不能再隱身，或去他們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因為技術可以遠程跟蹤他們。
中國初創公司銀河水滴（Watrix）聲稱，即使臉被遮住或背對鏡頭，它也能通過使步態被識別在50m處識別出一個人。這種技術可以獲取諸如身體輪廓、步進步出和手臂運動角度等數據。北京、重慶和上海的警察已經進行了測試。
文章說，在台灣等地曾經發生過多起間諜事件，有許多軍事人員，其中一些具有非常高的級別，被判犯有為中共充當間諜的罪名。此外，美國最近將中情局的前特工李振成（Jerry Chun Shing Lee）送入監獄19年，他為中共提供情報服務，這些情報包括了部分中情局特工人員的身分信息。李振成是去年被定罪的第三名前中情局特工。這種為中共充當間諜的行為導致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大量被害。
中共的情報服務部門通常還會執行北京的政治任務。例如，為了報復加拿大2018年12月逮捕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中共國安部立即逮捕了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商人邁克爾·斯帕沃爾（Michael Spavor），因為他們「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在中國，這一罪名的定義很模糊，中共可以給出任何虛假的理由來加以操縱。
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表示，澳洲當前受到來自外國干涉的威脅前所未有。資料照。(Tracey Nearmy/Getty Images)
回到王立強的案子，澳大利亞已經作出反應，成立了由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澳大利亞信號局和澳大利亞國防部情報部門組成的「反外國干涉工作組」（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Taskforce），以與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共享信息。迄今為止，該小組已獲得9000萬澳元的資金支持。
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表示：「我們的安全和情報機構已經清楚，來自外國的干涉威脅前所未有。該工作組將幫助我們下一步應對這些威脅的發展，識別並阻止那些想要破壞我們的民主和生活方式的人。我的政府將不斷監測和審查我們國家所面臨的威脅，以便我們的機構可以有適當的工具加以應對。」
本文首發於《真相中國》周刊 2019.12月號/第22期
責任編輯：林妍
【大紀元2019年12月22日訊】（大紀元記者吳馨綜合報導）前中共間諜王立強投誠，目前正在澳大利亞尋求政治庇護。當澳洲國家媒體在11月23日突發對他的採訪報導，曝光他所知的具體內幕時，中共間諜活動、特別是中共軍方在間諜活動中承擔的角色便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年僅27歲的王立強表示自己曾在香港參與綁架了銅鑼灣的書商，滲透到香港的學生組織，在台灣進行了影響選舉的信息活動；他還指控香港中國創新投資公司（下稱中國創新）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向心是中共高級特務，爆料向心曾長期供職於中共大型情報機構，畢業後擔任國務院鄒家華副總理祕書一職，後被安排到國防科工委負責軍事研究，該部門致力於推動研發中共的新式武器項目。
總部位於新德里的印度亞洲國際新聞通訊社（Asian News International，簡稱ANI）近期發表了一篇題為「共諜帶著寒氣進門」（Chinese spies come in from the cold）的專題報導，對王立強投誠案進行了討論，並從中共軍隊情報組織系統的角度分析了王立強案背後所折射出的中共軍改內幕。
文章認為，中共的間諜活動主要由中共軍方、國安部和統戰部策劃運作，並遍及全球。而隨著王立強成為外界關注焦點，當前正是討論中共海外間諜活動的合適時機。
專家分析：中共軍方情報三大任務
該文主要聚焦於中共軍隊的情報系統，文章表示，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是一個傘形組織，其中包括中共軍改前的總參二部，該部門成立於1950年代初期，直到近期還不能很好適應瞬息萬變的時代要求。
在詹姆斯敦基金會（The Jamestown Foundation）第六屆中國國防與安全年度會議上，前中情局分析師孟沛德（Peter Mattis）指出，情報在中共軍隊中發揮著三大作用。「第一，支持從聯合參謀部到戰術層面各級別的決策。這是公認的和有價值的軍事人員職能。第二，實現威懾和合規性，這樣可以向外國政府施加有的放矢的軍事壓力，而不至於引發戰爭。第三，實現信息戰，其中情報在各個層面都發揮著作用，包括如何了解對手的社會和社會結構，以及各個信息戰學科的橫向聯繫。」
印度通訊社的文章指出，中共軍方認為，情報對於在外交上威懾潛在對手和脅迫國家至關重要。
孟沛德進一步解釋了情報如何從各方面幫助中共決策者。「第一是提供對對方決策的系統性了解，包括組織方面和心理因素方面；第二是幫助中國（中共）領導人適當調整強制性或威懾性措施的力度來匹配目標；第三，針對『敵人必須拯救的目標』採取威懾措施，迫使對手放棄主動權，採取防禦行動，或撤軍；最後，情報提供了一種反饋機制，提醒中共決策者，對手如何響應軍方的強制性或威懾性措施。」
他總結道：「情報反饋機制可以幫助北京維持主動權，因為情報使決策者能夠迅速、有信心地應對用武力對付對手時，不可避免的危機和突發事件。」
中共情報服務於信息戰
印度通訊社的文章表示，根據中共的戰爭學說，情報是信息戰的四項組成部分之一，其它三項是網絡戰、政治心理戰和電磁戰。信息戰的目的是使敵軍瓦解。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之後，軍事情報逐漸轉向鞏固黨的領導，而不限於支持軍隊的目標。從1980年代到2005年左右，中共國防人員很少有作戰經驗。但是，2015年11月26日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中共軍方成立了戰略支援部隊，這給軍事情報提供了動力。
該文還指出，在中共軍隊改革下，軍事情報職能被分配給了聯合參謀部、戰略支援部隊，可能還包括中共陸軍總部。聯合參謀部情報局負責由前總參二部執行的人工情報和戰略級情報。與此同時，戰略支援部隊吸收了前總參謀部的技術偵察能力，即前總參謀部技術偵察部，簡稱總參三部，該部使用技術設備來收集信息。例如，它控制著中國的衛星。陸軍總部也可能獲得了前總參謀部的某些組成部分。建立這樣一個國家級機構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長期以來，中共軍方已經意識到有必要使情報部門與主要領導人保持密切聯繫。
中共軍方政治工作部聯絡局可能負責政治和心理戰（合併了前三一一基地，後者實施輿論、心理和法律戰）。
這次重組反映了中共軍方承認需要明確責任，並管理來自新信息源不斷增長的海量信息。事實上，中共軍方正在接收大量新設備，例如衛星、無人機、水下傳感器、潛艇、電子戰設備和雷達等。問題是信息過多，因此軍方必須有選擇性地處理數據，並將重點放在速度和所有服務系統的統一性上。
孟沛德說，中共軍方的情報觀念在過去的15年中發展極度緩慢，因為在許多方面，沒有這個需要。而目前中共認為，軍方發展需要情報機構提供更多信息，沒有徹底重組就無法滿足需求。中共的一系列情報野心支持各級決策，幫助調整威懾行動和指導信息戰，表明中共軍方情報部門面臨的挑戰不是在概念上，而在於執行任務的組織基礎架構。
中共軍隊充滿情報單元
中共軍方的五個聯合戰區司令部分別擁有一個聯合作戰中心，每個聯合作戰中心又設有情報中心，直至團級的指揮所都包含類似的單元機構。每個情報中心的組織結構視情況而定，但都包括情報收集、情報處理、傳播管理和技術支持等部門，它們製作聯合偵察計劃以支持總部和作戰部隊。
文章說，軍方收集與政治、經濟和軍事數據有關的信息，事實上可能影響作戰或使其受益的任何信息。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和平時期的情報收集，中共可以通過「無辜」的遊客，也可以通過公開資源來收集。例如在台灣，大約十年前，台灣國防部禁止在當地軍事基地的開放日出勤，因為發現許多中國大陸人進入基地，邊遊蕩邊拍照。中共軍隊對軍事情報信息和系統有嚴格的控制，也精通情報欺騙和威懾。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媒體上經常出現的吹捧新技術功能的文章，並不能完全相信。
《國家情報法》出台 中共政權高於一切
中共的《國家情報法》於2017年6月28日通過，共有28條。
印度通訊社文章指出，當然（該法規定）中共的政權勝過一切。法律中一條有爭議的條款透露：「國家情報工作機構應當依法蒐集和處理境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人實施的，或者境內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和利益行為的相關情報，為防範、制止和懲治上述行為提供情報依據或者參考。」這將迫使外國實體交出北京要求的任何信息。
另一重要原則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國家情報工作祕密。」
這項法律打擊了華為的辯解，即它表示永遠不會將安全信息傳遞給中共政府。但根據中共法律規定，華為必須這樣做。
超越情報地監控社會 中共監控外籍特工
印度通訊社文章顯示，中共治下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奧威爾式的社會，公民被時刻監控。例如，金盾項目將國家和地方的數據庫與個人信息鏈接在一起。這將有助於公安部和其它機構密切監控所有人，已經遠遠超出了國內情報的範圍，成為一種侵入性的社會管理系統。
面部識別，甚至步態識別的使用極大地幫助了中共當局不僅追蹤其本國公民，而且還追蹤外國人和外籍特工。事實上，在諸如美國中情局等地方，人們極度擔心其特工人員不能再隱身，或去他們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因為技術可以遠程跟蹤他們。
中國初創公司銀河水滴（Watrix）聲稱，即使臉被遮住或背對鏡頭，它也能通過使步態被識別在50m處識別出一個人。這種技術可以獲取諸如身體輪廓、步進步出和手臂運動角度等數據。北京、重慶和上海的警察已經進行了測試。
新冷戰寒氣逼人 澳總理：外國干涉前所未有
文章說，在台灣等地曾經發生過多起間諜事件，有許多軍事人員，其中一些具有非常高的級別，被判犯有為中共充當間諜的罪名。此外，美國最近將中情局的前特工李振成（Jerry Chun Shing Lee）送入監獄19年，他為中共提供情報服務，這些情報包括了部分中情局特工人員的身分信息。李振成是去年被定罪的第三名前中情局特工。這種為中共充當間諜的行為導致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大量被害。
中共的情報服務部門通常還會執行北京的政治任務。例如，為了報復加拿大2018年12月逮捕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中共國安部立即逮捕了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商人邁克爾·斯帕沃爾（Michael Spavor），因為他們「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在中國，這一罪名的定義很模糊，中共可以給出任何虛假的理由來加以操縱。
回到王立強的案子，澳大利亞已經作出反應，成立了由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澳大利亞信號局和澳大利亞國防部情報部門組成的「反外國干涉工作組」（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Taskforce），以與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共享信息。迄今為止，該小組已獲得9000萬澳元的資金支持。
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表示：「我們的安全和情報機構已經清楚，來自外國的干涉威脅前所未有。該工作組將幫助我們下一步應對這些威脅的發展，識別並阻止那些想要破壞我們的民主和生活方式的人。我的政府將不斷監測和審查我們國家所面臨的威脅，以便我們的機構可以有適當的工具加以應對。」
本文首發於《真相中國》周刊 2019.12月號/第22期
責任編輯：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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