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青看時事】南博風波：好人倒壞人富的體制

【大紀元2025年12月30日訊】在中國，一幅被官方兩次鑑定為「假畫」的作品——《江南春》，最後卻在市場上估價接近9千萬人民幣；事件反覆爆出猛料，錯綜複雜，跨度上百年。

 

那些曾經守護文物、堅持原則的博物館院長，被打壓、被邊緣化，甚至被逼上絕路。如今博物院早已烏煙瘴氣，輿論沸騰，中共多個部門被迫聯合調查。

 

南京博物院這起風波，看起來像是一場圍繞《江南春》的拍賣爭議，但真正被揭開的，是一條更殘酷的現實規律：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好人打倒，壞人才能暴富；守護良知者出局，投機鑽營者才能掙錢。

 

而這樣的結果，並非偶然失誤，是中共體制長期運作下的必然產物。

 

今天這一期節目，我們就從這幅名叫《江南春》的畫說起，帶你一步步還原南京博物院事件的來龍去脈，看清這場風波背後，真正令人不寒而慄的內幕。

 

一幅畫 如何「出現在拍賣場」

 

時間回到2025年5月。

 

在北京一場藝術品春季拍賣的預展現場，一幅明代畫家仇英的作品——《江南春》圖卷，出現在拍賣目錄中。這幅畫的估價是8800萬元人民幣。

 

這條信息，很快被一個人注意到。

 

她叫龐叔令，是近現代著名收藏家龐萊臣的曾孫女。1959年，龐家曾將大量珍貴書畫捐贈給國家，其中南京博物院接收最多，一共137件。而這次出現在拍賣目錄中的《江南春》，正是當年龐家捐贈的作品之一。

 

也就是說，這是一件有明確捐贈來源的國有文物。龐叔令隨即向國家文物部門舉報，認為這件作品，不應出現在市場上。隨後，拍賣公司宣布撤拍《江南春》。

 

到這裡，很多人可能會以為，事情就該告一段落了。但真正的問題，才剛剛開始浮出水面。

 

2025年6月底，按照法院民事調解書的約定，龐叔令前往南京博物院庫房，查驗當年捐贈的137件書畫作品。結果發現，庫房中只剩下132件，少了5件。

 

除了《江南春》之外，另外流失的4件分別是北宋趙光輔《雙馬圖軸》、明代王紱《松風蕭寺圖軸》、清初王時敏《仿北苑山水軸》，以及清代湯貽汾《設色山水軸》。

 

這麼看來，《江南春》並不是唯一一件「出問題」的作品。從一幅畫的拍賣預展，到一次庫房查驗，一條新的疑問，開始擺在公眾面前。

 

這些原本由私人無償捐贈、依法進入國家博物院體系的文物，到底經歷了什麼？它們，是如何從博物院的館藏系統中，一步一步，流向市場的？

 

不是「丟失」 而是「被處置」

 

在少了5件畫的情況被曝光後，南京博物院隨即作出了回應。

 

他們解釋說，這些作品，早在1960年代，就已經被專家鑑定為「偽作」或「假品」，並在1990年代，按照當時的管理規定，進行了「劃撥、調劑」處理。但龐家表示，他們從未被告知這些鑑定結論和處置情況。

 

調查還發現，《雙馬圖軸》已於2014年6月在上海嘉泰拍賣會上以230萬元成交。一幅被南博認定為「假畫」的作品如何堂而皇之出現在拍賣市場，成為公眾追問的焦點。

 

《江南春》如果被南博認定為「偽作」，二十多年後為何能在拍賣市場估價8800萬元？如果是真跡，當年的鑑定和處置意味著什麼？如果是贗品，為何能估價近億？

 

以最受關注的《江南春》為例，南京博物院回應，1961年，這幅畫作由張珩、韓慎先、謝稚柳三位專家鑑定為「偽作」；1964年，又經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覆核，確認為「假品」。

 

接下來，是它的處置過程。公開信息顯示，1997年，《江南春》被撥交給江蘇省文物總店；2001年4月16日，這件作品以「仿仇英山水卷」的名義，通過南京市文物商店出售。購買方，在交易記錄中，僅被標注為「顧客」，成交價格是6800元。

 

從南京博物院的角度看，這條路徑是清楚的：鑑定為偽作→退出館藏→劃撥→對外出售。

 

博物院方面多次強調，相關操作，「符合當時的管理程序」。但問題也恰恰出現在這裡。

 

2025年，這幅曾被兩次鑑定為「假」的作品，卻在拍賣市場上，獲得了8800萬元的估價。

 

從「偽作」，到6800元出售，再到近億元估值，輿論的關注點，開始發生轉移。

 

公眾不再只追問一個問題——「這幅畫到底是真還是假？」而是開始追問另一個問題：如果這一切都「符合程序」，那麼，這套程序本身，到底合不合理？

 

制度疑問集中爆發

 

微信公眾號「評論員畢舸」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圍繞《江南春》的處置，至少存在三類，至今未被清楚回答的問題。

 

第一，是信息告知的問題。

 

龐家是在1959年，將書畫作品無償捐贈給國家。但自那以後，南京博物院從未主動告知捐贈人家屬，這些作品曾被鑑定為偽作，也從未告知，它們已經被註銷、劃撥，並最終進入市場流通。

 

直到家屬通過法律途徑，要求查驗和信息公開，這些情況，才逐步浮出水面。

 

第二，是程序審批的問題。

 

根據1986年文化部發布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國有博物館對捐贈文物進行註銷或處置，應當報請省級以上文物主管部門批准，並保障捐贈人的知情權。

 

文章提出疑問：南京博物院在2001年處置《江南春》時，是否取得了相應的主管部門批文？是否依法告知了捐贈人或其家屬？

 

到目前為止，這些關鍵信息，仍沒見公開說明。

 

第三，涉及的是鑑定與處置本身的問題。

 

文章指出，文物鑑定本身，受時代條件和技術手段限制。即便作品被認定為非真跡，但像《江南春》這樣，具有明確遞藏來源和歷史背景的作品，依然具備研究價值和文獻價值。

 

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必須選擇「對外出售」，是否存在其它更穩妥的處置方式，同樣值得討論。

 

更讓外界困惑的是，《江南春》在2001年以6800元售出，二十多年後，卻在拍賣市場上，獲得了接近九千萬元的估價。這中間，不僅是價格的巨大落差，還包括交易中「顧客」身分的模糊不清。

 

到底誰有權決定真假？誰有權決定去留？又是誰，不需要向捐贈人和公眾說明理由？

 

 

江蘇省文物總店 扮演了什麼角色

 

在《江南春》的這條流轉路徑中，一個機構的名字，成為一個關鍵節點。這個機構，就是江蘇省文物總店。

 

根據南京博物院公布的信息，《江南春》正是在1997年，從南京博物院，被撥交給江蘇省文物總店。

 

隨後，這件作品通過文物商店渠道，進入了市場流通環節。

 

隨著調查的深入，有媒體開始注意到，這個中轉節點的不尋常之處。成都《紅星新聞》報導，江蘇省文物總店，與南京博物院地址相同，更受關注的是，在相關年份中，徐湖平也曾擔任過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法人代表。到2006年，該機構的法人，變更為同樣擔任過南京博物院院長的龔良。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調查的關注點進一步轉向誰掌握著文物流轉的實際控制權？以及這套流轉機制是否存在被濫用的空間？

 

實名舉報出現 事情徹底升級

 

就在《江南春》以及另外幾件畫作的去向，不斷被追問時，一段實名舉報視頻，讓整個事件，突然出現了明顯升級。

 

12月21日，這段視頻開始在網路上傳播。視頻發布者，是南京博物院退休員工郭禮典。

 

在這段實名舉報中，郭禮典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湖平。

 

他指控稱，在徐湖平任職期間，曾未經國家文物主管部門批准，擅自開啟存放在南京朝天宮庫房內的故宮南遷文物。

 

根據郭禮典的說法，這些文物，原本是在抗戰時期南遷後，以封箱、貼封條的方式保存，長期未被開啟。而在相關過程中，不僅封條被撕毀，還涉及大量珍貴文物被取出。

 

郭禮典表示，故宮南遷文物，原有2211箱、10萬多件存放在南京，他所反映的問題，並不只涉及《江南春》這一幅作品。

 

更值得注意的是，郭禮典在視頻中提到，這些問題，並不是最近才發現的。

 

早在2008年起，就有包括他在內的40多名南京博物院員工，多次以聯名方式進行舉報，但多年下來，始終未得到實質性處理。

 

也正是在這段實名舉報視頻發布後，事件的進程明顯加快。隨後，國家文物局成立工作組，江蘇省成立由紀檢監察、公安、文旅、文物等多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

 

再往後，就出現了外界已經看到的結果，徐湖平夫婦被帶走調查。

 

到這裡，一條清晰的線索開始浮現出來。《江南春》，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拍賣風波，也並不是調查的全部起點。它更像是，一塊被意外掀開的蓋子，讓一些長期積壓、多年未被處理的問題，集中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中。

 

南京博物院事件並非孤例

 

公眾號「山河小歲月」在一篇題為《南博事件，不是孤例》的文章中，回顧了另一起曾引發巨大爭議的案例——王羲之摹本《平安帖》事件。

 

時間回到2010年。在中國嘉德的一場拍賣會上，《平安帖》以3.08億元人民幣成交，競得者是收藏家劉益謙。

 

但這場拍賣，並沒有像外界想像的那樣順利完成。從拍賣落槌，到最終完成交割，整整持續了五年時間。原因在於，圍繞《平安帖》的歸屬權，出現了複雜而漫長的爭議。

 

文章梳理了這件作品的流傳脈絡。《平安帖》最早見於《宣和書譜》，清代曾為成親王永瑆所有。庚子事變後，文物流散。內務府官員慶寬在奉命收攏宮外舊物時，將《平安帖》留存於己。

 

其後，這件作品在慶寬家族中傳承。民國時期，慶寬改名為趙小山，其後代，分居北京與上海。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趙小山之子趙振綬（Shou）曾向上海博物館捐獻多件文物。後來，因生活困頓，他申請前往香港，試圖追回早年託人變賣的藏品，最終一去未返。

 

而留在北京的弟弟趙振經，在特殊年代中，家藏文物被抄沒。浩劫結束後，他領回了部分物品，卻隱瞞了《平安帖》已被發還的事實。

 

多年之後，《平安帖》重新現身拍賣市場，由此引發了趙氏家族三十三支脈圍繞權屬問題的訴訟。

 

法院最終判定，拍賣收益由各支脈平均分配，每一支，分得約600萬元人民幣。

 

文章指出，這類糾紛的根源，與歷史時期中私人收藏、家族傳承被反覆打斷，有著直接關係。

 

也正因為如此，南京博物院事件才會引發更大的共鳴。

 

它觸及的，並不僅是某一家博物院，或某一件文物的去向，而是一個更普遍的問題——當歷史斷裂、權屬模糊、程序封閉疊加在一起時，文物的命運，往往不再掌握在原本的捐贈者、家族，或公眾手中。

 

打倒好人 壞人才能暴富

 

如果我們把南京博物院這起事件，僅僅理解為一幅畫的真假之爭，或者某位官員的個人問題，那就看得太淺了。

 

真正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這背後反覆出現的一個模式——好人被搞臭、被打壓，甚至被逼到走投無路；而真正能從體制漏洞中賺錢的人，卻一次次全身而退。

 

南京博物院的歷史，早就留下過這樣的血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南博曾經有一位學術聲譽極高的前任院長——曾昭燏。她是中國第一代博物館學家之一，一生致力於文物保護與研究，卻在政治運動中被污名、被批鬥，最終被迫走上絕路。

 

如果說曾昭燏的悲劇，發生在政治高壓與意識形態清洗最為殘酷的年代，那麼南京博物院另一位前院長姚遷的遭遇，則發生在所謂「改革開放」之後，更能說明問題並未隨時代改變而消失，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延續。

 

姚遷，被公認為南京博物院歷史上極少數真正以「保護文物、守住制度」為底線的院長。在其任內，他多次拒絕將館藏文物商業化處理，反對把博物館變成「能賺錢的單位」，也因此與上級主管部門、地方利益圈層產生嚴重衝突。他經常根據記錄去催老幹部借的字畫，「催不回來，他還是催，催的次數多了」，「這些老同志就不高興了」，惹來殺身之禍。

 

正因為姚遷不肯配合、不願放水、不接受「靈活處理」，他很快就成了體制針對的對象。官方先造謠他貪污，經查帳證明清白後，又抹黑他有男女問題，被證明子虛烏有後，又指控他「學術不端」。1984年，黨的喉舌《光明日報》連續發表虛假報導，指控他有學術問題，性格剛烈的姚遷選擇自縊，以死證清白。事件驚動胡耀邦，令中紀委徹查。1985年調查組認定報導失實，為他平反，《光明日報》才在各大報刊檢查道歉。

 

也正因如此，南京博物院今天爆出的種種黑箱，並不是「突然變壞」，而是在一代又一代「好人被清除」之後，必然長出的惡果。當曾昭燏被逼死，姚遷被打倒、被逼死，當堅守底線的人一個個消失，剩下的空間，自然只會留給那些隨波逐流，鑽營走私的人。

 

這正是知名作家李承鵬那句金句：把好人搞臭搞死，壞人才能掙錢。

 

更重要的是，如果把時間拉長，你會發現，南京博物院事件，根本不是孤例。早在2009年，評論人張傑就在《大紀元》發文，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共，才是中國文物流失的罪魁禍首。

 

1949年之後，中共並不是「沒保護好文物」，而是主動、系統性地，把文物納入外貿體系，當成創匯商品大量出口。在計劃經濟年代，文物被降格、低估，以「合法貿易」的名義，成批流向海外。七、八十年代，每年出境的中國文物，高達百萬件以上，總數超過數千萬件，而這些文物換來的外匯，去了哪裡，至今無人能說清楚。

 

所以，當你今天看到——一幅被鑑定為「假畫」的作品，能以近億元估價出現在拍賣市場；當你看到——博物院可以在不告知捐贈人的情況下，把國有文物低價處置、轉手牟利；你就應該明白，這不是偶發失誤，而是一個把文物視為「可操作資產」的體制，在正常運作。

 

在這樣的體制下，文物不是文化遺產，而是可以變現的籌碼；博物館不是守護者，而是權力附屬機構；而「鑑定」「程序」「合規」，往往只是掩蓋真相的外衣。

 

南京博物院事件，真正揭開的，不是一幅畫的去向，而是中共如何在數十年間，一邊高喊「保護傳統文化」，一邊系統性地摧毀文化、掏空文物的真相。

 

《唐青看時事》製作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