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移民浪潮中的關鍵角色：社工（下）
六十年前的移民路 映照時代縮影 跨越時代的移民記憶 成為今日新移民的鏡子
【大紀元2025年07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蔡溶紐約報導）在語言不通、文化隔閡與經濟壓力交織下，新移民家庭常面臨巨大挑戰。家長為生計奔波、孩子在教育體系中掙扎，年長者則難以應對複雜的醫療制度。當多重困境交疊，家庭常陷入無力與孤立。此時，社會工作者成為關鍵支援者，不僅連結資源，更是理解與改革的橋梁。1967年從香港移民紐約的伍寶玲，原為三個孩子尋求安穩未來，卻走進華社社工行列，成為深耕近六十年的開拓者。她的故事，映照著一代代新移民的奮鬥與堅持。（接上）
拯救迷途青少年
在華埠幫派橫行的年代，伍寶玲投身青少年工作，協助成立Project REACH，為移民學生提供課後輔導與正當興趣，防止他們誤入歧途。然而現實殘酷，有次補習期間幫派成員對地下室開槍，造成多人傷亡，目睹一切的社工心靈重創辭職。伍寶玲堅持留下，她相信：「如果我們不做，誰來做？」
伍寶玲從香港青年會開始就曾投入青少年工作，「不困難的事我不做」。槍擊事件後，她到酒吧、青少年出沒的地方找人，「我以前在學區也工作過，認識很多家長，他們都知道我拼命幫人。」
「我真的救過不少人，心裡很安慰。但不幸的消息也經常傳來。」她語氣低沉地說。
「有家長打電話來哭著說：『伍寶玲，我兒子沒了。昨晚放學後，有人叫他去酒吧，結果被流彈打死。』還有小孩放學後在東百老匯過馬路，被掃射中彈。一名孩子從小父母雙亡，由叔叔扶養，我一直在學校和經濟上幫助他。有次叔叔接他放學，在麒麟金閣路口遇到槍擊，小孩中彈倒地，我趕去醫院⋯⋯那時我們真的很拚，沒有愛心是做不了這些事的。我自己也被人謀殺過幾次。」
她提到一件感人的往事：「前幾天我和柯恩聊天，談到華策會60周年活動。一位六十多歲的男子走過來對他說：『柯恩先生，你記得我嗎？你不記得也沒關係，我記得你。今天見到你很開心，我想感激你，因為你救了我一命。』」
「那人年輕時曾是華青幫成員，當年奉命對柯恩不利。那一晚，我們工作到晚上11點，柯恩留守辦公室，幾個華青上樓問：『柯恩在哪？』柯恩熱情招待：『我可以幫你什麼？』我當時在另一間房，事後才知道——柯恩說了些話，打動了那些年輕人，讓他們良心發現，下不了手。事隔多年，那位原本要動手的人，不但改過自新，還成了法官。他對柯恩說：『我現在為他人主持正義，都是因為你們當年的一點善意。』」
說到這裡，伍寶玲欣慰地說：「我們沒享過什麼福，卻活得很有意義。我們真的幫了很多人，特別是那些原本可能會走錯路的華青。」
托兒與心理照護：關照家庭的根基
「最緊要是托兒所。」伍寶玲繼續說。她還記得早期入戶訪問時，常看到小孩獨自躺在床上，奶瓶用繩子綁著，掛在嬰兒床旁，讓嬰兒自己吸奶，「沒有人照顧，萬一嗆奶，分分鐘會出事。」
她說：「我們不是看完就算，而是大家同心合力去爭取。」她與柯恩拜訪工廠老闆，請他們資助成立托兒中心，然後收集資料和數據、撰寫計畫書，再向政府申請經費。最終在1970年，她與柯恩成功創辦了華策會第一個為移民工人家庭設立的日托中心。
除了實體照顧，心理健康也是她關注的重點。1972年，她曾幫助一個三代同堂卻支離破碎的家庭：媳婦離家私奔，丈夫精神崩潰，孩子無人照顧。家中凌亂不堪，婆婆哭著向她求助。
她登門探視，發現情況已無法靠傳統方式改善，便立刻展開援助：協助申請福利、為夫妻安排心理輔導，為孩子申請寄養服務，並請來天主教的修女們幫忙，最終孩子全被安排到教會成員的寄養家庭（Foster Home）中。
「那些修女非常有愛心，還供孩子讀書。六個孩子後來全部成為律師、醫師、工程師，個個有成就。」她語氣驕傲而欣慰，「祖母後來逢人就說：伍寶玲是我家的神。我說我只是凡人。但我看到那些孩子斯文有禮，就知道，這一家得救了。」
她說：「所以我常說，社工雖然要犧牲自己，但收穫的是內心的快樂與無悔。這條路走得不容易，但我從不後悔。」
1974年，丈夫病逝，是伍寶玲人生最艱難的一段時期。但柯恩與華策會成了她堅強的後盾，婆婆也鼓勵她繼續求學：「你鍾意讀書就去讀，我支持你。」有了家人與社區的支持，她更加堅定地投入社工工作。
競選學校董事會：讓教育改革真正代表社區
1979年中美建交後，移民潮興起，許多華人家庭湧入紐約，但對當地學校制度一無所知，子女常因語言障礙陷入教育困境。當時，華人社區首次迎來參與學區董事會（Community School Board）選舉的機會。儘管這是一個無薪且責任重大的職位，伍寶玲在社區與家人支持下，毅然決定參選。
她回憶，1980年代初期，學區內的華人代表幾乎為零。「我丈夫剛過世，孩子們還很小，當時學區裡唯一的華人代表也因故辭職離開。但那時已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華人，社區卻無人為我們發聲。」
多位社區領袖一致認為她是最佳人選——她受過教育訓練、從事社工工作，是多子女的母親，熟悉學區制度，也了解基層家庭的困境。
她起初婉拒，自己已身兼多職，又獨力扶養四名子女，婆婆重病在床，生活困難重重。直到時任中華公所主席李文彬一句話打動她：「你讀書是為了社區。現在社區真正需要你，為什麼要找藉口退縮？」與父母商量後，她獲得全力支持。「我爸媽說得好：社區需要你，我們幫你照顧孩子。」
選上後，伍寶玲才真正理解學區內的資源分配與決策流程對社區的影響之大，「我們若不發聲，就會被忽視、被犧牲。」她開始透過華文媒體揭露資訊，曝光學區內的不公，引發關注。
那時的社會治安很差。她曾親歷教育現場的暴力事件，甚至懷孕期間也在社區會議中目睹槍擊。「當年開會經常到凌晨三點，還得躲子彈，哪有人願意做這樣的社工？但我從未後悔。」
1982年，她成為紐約市首位華人女性學區董事，之後連任六屆、服務18年，並曾出任第二學區教育委員會副主席與主席。她為華人學生爭取語言協助、特殊教育資源與經費，鼓勵聘任華裔校長，甚至主持教育電臺，協助家長掌握第一手資訊。
「我們那時很團結，無論是家長會還是地方議員，大家一條心。」她與時任市議員郭亞倫（Allen Gerson）母親情同姊妹，也建立起深厚的政治與社區合作關係。「郭亞倫知道，我們是為了孩子拼命。」
即使後來紐約市教育系統從地方分權改為市長控制權（Mayoral Control），學區權力被削弱，她仍持續栽培社區新血，扶持42小學家長會主席投入教育事務，並在卸任後繼續為教育發聲。
真心與責任：家庭與教育的根本
她的服務橫跨老中青三代。她驕傲地說：「人瑞中心是我們第一個搞起來的，我們是開荒牛！政府還沒想到老人家的需要，我們就已經做到了。」
她回憶，4年前市府老人局問她：「我們老人局才成立50年，你怎麼已經做主任做了53年？」她笑著回答：「因為我們比你們早一步創立老人中心，我們早就看見社區真正的需求。早期是向州政府申請了經費。」「要了解民情、民意，不是坐在辦公室就能懂的，一定要深入人家的生活才知道。」
談到如今新移民家庭的困境，她觀察，雖然挑戰的形式不同，但本質依舊——語言障礙、文化衝突、家庭失能、心理孤獨，以及制度邊緣化。
「我們以前有『鎖匙兒童』，現在有『留守兒童』。孩子孤單長大，沒人陪伴，沒人教導，是一樣的苦。」她回憶，60年前的華埠社區中，許多孩子因家長忙於工作、無暇照顧，只能獨自掛著鑰匙上下學，被稱為「白天孤兒」。那時她也無力負擔托兒所費用，便想出辦法，讓大女兒放學後帶弟妹們去圖書館寫功課，既安全又有學習環境。她感謝大女兒的早熟懂事，也自豪子女們日後皆孝順有成，「我的大女兒是子兼母職，我就是母兼父職。」
她認為，當代新移民的許多問題根源來自家庭——缺乏親情的陪伴與身教。父母只提供物質條件，卻忽略了情感陪伴與精神引導，把教養責任推給學校、社工、政府，卻忘了，「孩子是你生的，是你要教的。」
先生早逝後，伍寶玲獨自扶養四個孩子，白天工作、晚上唸書，辛苦不言而喻。她坦言，能走過那段日子，是因為有父母與婆婆的協助，也靠著自己積極的人生態度，以身作則，努力培養孩子們自立自強。
如今四個孩子各自自立有成，是她最引以為傲的「人生成果」。她也勉勵年輕一代：「如果他們知道我們那一代人當年是怎麼在毫無資源下幫助幫派青年、守住家庭、走過貧困，就會明白，今天擁有更多資源的他們，更應該做得更好。」
她感嘆，與過去相比，當代社會最缺的就是「真心」——教育制度失靈、福利制度被濫用、婚姻關係兒戲化，許多家庭關係疏離、責任感薄弱，導致孩子迷失，社會風氣敗壞。「很多孩子的問題，其實來自家庭沒有責任，社區沒有責任，學校也沒有責任。」
從最初的志願出發，走過57年的實踐之路，伍寶玲以豐富而深刻的故事，為「社工」與「教育」賦予了真實而具體的意義。
責任編輯：鄭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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