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海外輿論操縱手法大曝光 西方如何應對
【大紀元2021年02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宋唐編譯報導）冷戰時代，中共政權沒有機會在民主國家內部活動，隨著全球化的到來，過去10年來，中共已成為全球媒體市場不會缺席的參與者。使得中共有機會在民主國家內採取宣傳、審查、操縱媒體與輿論行動。
一份最新報告揭示了中共海外操縱輿論和媒體滲透的層層黑幕和手段，並給出全球應對中共威脅的建議。
近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發布了「銳實力與民主如何抵制」（the sharp power and democratic resilience series）系列報告，提出在以下四個領域抵制中共：對民主社會言論自由和媒體環境的威脅，對科研領域的威脅，技術的管理，國家資本對政治的腐蝕。目前，已發布了7份報告。
在最新一份題為「中共媒體的全球足跡：民主對不斷擴大的威權主義影響力回應」（China’s Global Media Footprint: Democratic Responses to Expand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的報告中，作者莎拉‧庫克（Sarah Cook）表示：在過去10年裡，中共全球塑造話語權的努力正急劇擴大，採用多種語言，影響到世界的每個地區，利用宣傳、散布假信息、信息審查和控制媒體和基礎設施等手段。這些努力不僅僅局限於「講好中國故事」，其鋒芒所至之處，往往會破壞民主規範，侵蝕國家主權，削弱獨立媒體，並違反當地法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倖免，不管是貧窮脆弱的國家，還是富裕的民主大國。
報告中說，中共雖然有資源優勢，但其成功也得益於民主社會內部不容忽視的漏洞。中共對新聞的控制採取全社會都動員起來的方式（whole-of-society approach），民主社會要想有效抵制，也必須採取全社會動員的方式回應，研究機構、媒體、科技公司以及民間團體都要積極參與，把抵制中共信息控制納入自己工作的主流。
該報告分為三部分：一是中共大外宣策略，二是民主國家自身存在的漏洞，三是民主國家如何抵制。
一、中共的大外宣策略
大外宣
中共每年花費數億美元向全世界傳播其信息，一些活動屬於民主國家也採用的公共外交或 「軟實力 」戰略的範圍。
但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北京採用了不誠實和腐敗的方式傳播信息：官媒缺乏透明，收買私營媒體掩蓋政治真相，經濟動機驅動某些報導，擴大親北京的聲音，並壓制批評性報導。手法主要包括：
1. 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體平台上，建立中共官媒的帳號，同時又掩蓋官方身分，這些帳號的追隨者通常在北美和西歐以外。
2. 將中共官方觀點隱蔽地輸入到西方主流媒體：包括中共外交官在西方主流媒體上發表署名文章，與主流媒體簽訂新聞共享協議，在主流媒體插頁付費廣告，而掩蓋新聞了來源，這使得中共觀點在西方受眾那裡得到廣泛傳播。
自2018年以來，中共新華社已與澳大利亞、意大利、孟加拉國、印度、尼日利亞、埃及、泰國、越南、白俄羅斯和老撾，簽下了新聞共享協議，而這些國家的大多數新聞消費者，不太知道這是中共新華社的新聞報導。
3. 訓練外國媒體和記者，使其報導有利於中共的新聞。方式包括，中共駐外使館聯繫當地編輯和媒體進行培訓，提供到中國的全額免費旅遊，與當地記者協會簽訂諒解備忘錄，共同製作新聞，向當地媒體提供的政治或經濟利益，換來對中共政府更多的正面和更少負面的報導。
在過去10年中，中共政府資助了數千場精心策劃的中國之旅，提供給全世界的記者、編輯、管理者。他們接觸到的僅限於中國發展、制度和文化的官方觀點，目的讓他們在本國媒體上發表讚美中國的文章。他們中的資深記者和編輯回國後，當地中共大使館等還會找到他們，強化這種關係。
4. 收購當地媒體或在國外組建新媒體。這些收購由中共機構或與中共關係密切私營公司、個人承擔。在台灣、南非和捷克共和國等地，有充分記錄顯示出，被中共收購的媒體編輯路線發生轉變。
5. 除此之外，還有其它趨勢也開始出現。
首先，中共的政治影響與其對國外媒體的影響、交集越來越明顯。比如，某國領導人出於政治和經濟的原因，他們向北京示好，響應親中言論，獲得當地媒體的大量關注。
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的早期階段，塞爾維亞總統和意大利外交部長，歡迎中國的大批醫療物質抵達他們的國家，並公開表示感謝。這引起了媒體的關注，並強化了公眾對中共的看法。儘管事實上歐盟提供了更多的援助。
第二，中共官媒不斷實現多語種宣傳。像中共全球電視網絡（CGTN）從最初的提供英文和中文，擴展到現在的西班牙文、法文、俄文和阿拉伯文，如今其足跡遍布更多語種和市場。泰國本地媒體充斥了大量中共製作的新聞，意大利一家主要通訊社提供的與中國有關的新聞報導，大多來自新華社。2017年，澳門商人何敬麟（Kevin Ho）收購了葡萄牙環球媒體集團（Global Media Group）30%的股份，他因此獲得了全國人大代表的席位，而環球媒體集團正在其它地區尋求新的合作夥伴，如巴西和莫桑比克等葡語市場。
第三，除了傳遞通常的信息，塑造中共政權的正面形象外。在過去一年半時間裡，中共還大肆抹黑對手和抗議者，如抹黑2019年夏天在香港爆發抗議活動，加大反美宣傳力度等。
散布虛假信息
在社交媒體上散布假信息和妖魔化對手，是中共另一種手法，牛津網絡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表明，正是在2019年，中共政府表現出「大力使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新的興趣」。
這種情況主要是針對香港民主抗議者、境內外活動人士、台灣民進黨和COVID-19。手法包括在多個社交平台上同時灌水、推送假信息，劫持或收購Facebook群、網頁和帳戶，發送短信，網絡釣餌的協調活動操縱搜索結果，利用自動「機器人」影響Twitter標籤等等。
與宣傳工作一樣，虛假信息活動的規模和受眾似乎都在擴大。除了中文和英文，還有塞爾維亞文和意大利文。在美國、 台灣和阿根廷等國，中共不單是簡單地宣傳親北京觀點，有些宣傳活動似乎是為了在民主社會和聯盟內部挑撥離間。
在過去兩年裡，在記者、智庫的獨立調查和非政府組織的不斷揭露下，這些社交媒體平台紛紛宣布大規模地取消了不真實的與中共相關的帳號。
信息審查
10年前，中共對國際媒體的審查，主要集中在中國境內的國際媒體和包括香港和台灣在內的海外中文媒體上。對歐洲、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和其它地區主流媒體的影響活動，一般僅限於宣傳、推廣中共官媒的內容和敘事，而不是壓制當地的批評性報導。
但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特別是隨著中共國企增加在其它國家的投資，並對當地有關中國角色的辯論越來越敏感。中共官員已經開始利用經濟槓桿，更頻繁地壓制當地語言媒體有關中共的負面報導或評論。
中共的手法有四大類：1. 中共政府代表的直接行動。2. 利用正負槓桿讓媒體所有者自我審查。3. 通過代理機構如廣告商和地方政府等間接施壓。4. 以及人身、網絡或口頭攻擊。
例如，在瑞典和俄羅斯，中共駐瑞典大使館大使曾侮辱、威脅報導書商桂敏海綁架案的瑞典記者和新聞機構。尼日利亞的一家新聞媒體，當記者試圖報導一些可能對中國不利的新聞時，他們的編輯會優先考慮中共大使館官員的意見。
在捷克共和國，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中國華信集團，收購了捷克一家新聞報導分析的媒體集團後，這家媒體對中國消極甚至中性報導也明顯減少，而對中國的正面報導則大幅增加。在南非，兩家與中共政府有關係的公司收購了該國第二大媒體20%的股份， 5年後，該媒體集團一位討論中共政府打壓新疆維吾爾族的作家，其專欄突然被停。尼泊爾的國家通訊社與新華社簽訂新聞共享協議，2019年5月，該國對3名記者展開調查，因為他們傳播一則關於達賴喇嘛的新聞。
中共在海外媒體擴張與對當地的新聞審查同步，如中共官媒在法國、柬埔寨、香港、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市場上的擴張，恰好或直接導致了那些獨立媒體或批評中共的聲音被取代。
控制海外媒體平台和基礎設施
研究員馬蒂斯（Peter Mattis）認為，中共過去10年的做法是，在控制媒體的同時，也在控制信息，「這樣一來，它們基本上可以壟斷新聞環境，這使得它們的話語更容易被接受」。
已經有證據表明，中國企業在利用其對信息傳播渠道的控制權，為中共官媒謀利，或壓制不利於中共的信息。在數字電視領域，非洲的星空時代（StarTimes）等中國企業已成為該行業主導者，他們為數百萬人此前看不上電視的非洲人提供電視服務，這也間接地使中共官媒受益。因為星空時代提供的套餐最便宜，而這類電視套餐都是地方台搭配中共國家電視台。而BBC和CNN套餐要貴得多，很多非洲人承擔不起。
除了非洲之外，在巴基斯坦、柬埔寨和東帝汶等國家的數字電視擴張中，中國企業發揮了作用，中共國家電視台也觀眾中占有優勢。
在社交媒體領域，中國企業的作用越來越大，這就造成了中共不僅有機會影響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也有機會影響到他們對自己國家領導人的看法，從而影響政策制定和選舉結果。這種情況在國外的華人區已經出現，微信正在審查中國活動人士和獨立媒體的帖子，同時允許親北京的媒體和敘事廣泛傳播。
從馬來西亞、蒙古到澳大利亞和加拿大，越來越多地外國人，也在使用微信，這也為今後中共在競選活動或干預選舉中散布虛假信息，打下了基礎。
另外，2020年8月，路透社報導，在印尼有數百萬人在使用新聞應用Baca Berita，這個屬中國字節跳動公司（ByteDance）所有，從2018年到2020年中，該公司北京總部指示，對Baca Berita上發布的批評中共政府的文章進行審查，受審查的內容包括「天安門」和「毛澤東」，中國和印尼在南海問題上的緊張關係，以及TikTok被美國禁用。
二、中共利用了民主社會的漏洞
北京的媒體對其他國家媒體的影響越來越大，得益於一個簡單的事實，即在過去20年，中國成為全球大國。在2000年，中國是第六大經濟體，互聯網用戶只有2200萬。它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並擁有迄今為止最多的互聯網用戶，有超過9億人。
中共顯然擁有一些重要資產，但其成功也得益於民主和半民主國家內部不容忽視的漏洞。
由於市場和技術發生變化，傳統媒體出現財務危機，使其更易於接受付費廣告，或將股份出售給與中共政府關係密切的公司或個人。也很難拒絕如新華社等中共官媒合作，刊登其免費新聞。媒體對廣告收入的依賴，也給中共外交官和公司通過出資做廣告，或威脅企業不要在中共不喜歡的媒體上登廣告，施加影響的機會。很少有外國政府一直願意被禁止進入中國市場或受到不登廣告的處罰，而帶來的經濟損失。
在世界許多地方，當地政治家、記者、智囊團和公民社會對中共缺乏專業了解，包括對中共中宣部控制新聞，以及中共統戰部推進對外合作等，這有利於北京。相比之下，中共官媒和外交官對所在國的了解水平，呈指數級上升。中共媒體可以用更加隱蔽的方法，利用民主政治制度的漏洞，針對當地的受眾有針對性的傳遞信息。
在有大量華僑華人的國家，中共政府往往得以控制當地的中文媒體。另外，中國的微信等應用，在當地華僑華人和本地人中，有大量的用戶，這給了操縱政治議題或選舉的可能性。
在拉丁美洲、中東或非洲，這些國家的普通民眾反美或反西方的情緒較高，華盛頓及其盟友對中共的警告，在這些國家不起作用。例如，他們可能會說，Facebook不也和TikTok一樣，向第三方出售用戶數據，或法國、英國和美國不也都曾資助過外國媒體的活動，儘管這些活動與中共的存在著根本的差異。
三、民主國家如何抵制
世界抵制的聲音越來越大
過去10年來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數百起事件一再表明，任何市場都不會因為太小，而被中共放過。
一旦中共或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公司、媒體或所有者，在信息傳播渠道中占據了一席之地，操縱信息的努力就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這種情況可能不會立即發生，但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或者一旦出現對北京有足夠意義事情，就會立即啟動。屆時，中共領導人、外交官和其它與國家有關聯的行為者，會毫不猶豫地利用之前獲得的經濟和政治槓桿，來推行他們的意願。
中共媒體影響力正在更深入地擴展到其他國家社會內部事務中，無論是流亡者和難民、僑民社區、投資交易，還是選舉。隨著這種擴張的繼續，北京在外國民主國家的日常生活和決策領域的影響也會相應增加，隨之而來的是中共將公共辯論推向自己希望的方向。
回顧最近的全球發展，可以發現，旨在對抗北京媒體影響和保護民主制度的宣傳、專業知識、決策、立法和其它抵制活動也越來越多。
例如：
1. 《每日電訊報》、《經濟學人》、《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終止了中共付費插頁。
2. 台灣、香港出現了新興的網絡媒體，它們不以盈利為目的，中共很難通過收購股權控制。
3. 阿根廷的三家媒體，拒絕刊登中共代理人出錢誹謗法輪功的文章。
4. 泰國和斯里蘭卡發表文章，揭露中共對本國媒體的干預。
5. 加納媒體發信反對，中國公司星空時代與加納政府簽訂9500萬美元的創建數字電視網絡。
6. 印度記者揭露在台灣國慶期間，中共大使館向250名印度記者發信，讓他們按照中共尺度報導。
7. 國際記者聯合會對全球58個記者工會進行了調查，揭示了中共影響策略的模式，並向記者工會和媒體所有者發出建議。
8. ……等等
以上所列的案例只是一小部分。
全社會參與 反對中共輿論控制
儘管最近打擊中共媒體影響力的零散活動有所增加，但目前最應該做的是：把 「中共因素」納入與保護媒體和互聯網自由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工作的主流之中。
中共對輿論的控制採取全社會都動員起來的方式（whole-of-society approach），而民主社會要想有效反制，必須也採用全社會動員的方式，即研究機構、媒體、科技公司以及民間團體都要進行合作，積極參與。
1. 調查和研究
研究機構要持續揭露中共的付費報導（尤其是在選舉期間），中文媒體動向，微信、抖音等應用，對其進行嚴格審查測試，繪製媒體所有權結構圖，找到腐蝕性資本證據等等。
2. 媒體行動
停止付費廣告和新聞共享協議，如果選擇繼續這種夥伴關係，應標籤明確新聞來源協議，或如果部分所有權出售，應把以保護編輯的獨立性和發布北京可能不喜歡的內容，寫入條款。報導北京在當地進行基礎設施、融資或投資項目時，當地媒體應該對環境和腐敗問題發問。考慮推出數字媒體替代品，以避免受到中共的影響等等。
3. 記者協會和媒體所有者協會
應謹慎地與中共的新聞機構，簽署新聞共享協議和諒解備忘錄。根據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的建議，記者協會應在記者訪華前或訪華後，對記者進行媒體影響策略和常見的虛假或片面報導的培訓，同時幫助記者與來自中國的迫害受害者接觸等等。
4. 技術部門的反應
技術公司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資源，來偵查中共操縱媒體行為，取締黑客帳戶，提高用戶的透明度，打擊虛假信息等等。
5. 民間社會的工作
國際和地方新聞自由團體，應考慮是否以及如何將中共的媒體影響力的問題，納入到當前的或未來的項目，包括：
內部能力建設：借鑑其它國家經驗，提高對中共媒體的認知，並指派人員定期跟蹤相關動向等。
新聞培訓和教育：中共對媒體的操控，應納入大學現有的記者培訓計劃，預防中國之行的負面影響。了解中共內部權力結構和媒體狀況。培訓和宣傳活動不僅要包括記者，而且要包括編輯、管理層和媒體所有人。
對新聞消費者掃盲：教會新聞消費者如何識別，新華社等中共官媒及其與中共的關係，中共與中國的關係，虛假宣傳活動、媒體所有權結構和中資應用等，對共產黨的常見說法進行事實核查等。
政策宣傳：民間社會可以幫助立法者和監管者，完善相關的法律和監管框架，也可以向監管部門提出相關投訴，對中共官媒機構和相關個人進行監管審查等。
信息共享和協調：當地和國際非政府組織應在政府實體、技術公司、學者和研究人員以及民間社會團體之間，進行跨部門協調和尋找多方合作的途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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