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的二二八：我的外曾祖父張七郎
今天開始的二二八連假，雖然連日陰雨，相信仍不減大家從勞動中解放的好心情。因此，遊樂園六福村趁勢推出連假優惠，只要身分證上有2、2、8者，即能以特價228元入園遊樂。1997年開始，內政部頒訂每年2月28日為國定假日。這一天，國家將年年被重新提醒過去犯下的錯誤，以族群和解共融為目標努力，以紀念當年由國民黨政府引發的屠殺慘案。1997年到2016年，19年的時間，台灣史努力擠進歷史課本，又終於從中國史中獨立出自己的面目；1995年，李登輝第一次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家屬道歉，21年過去，歷史傷痛好像能逐漸平心靜氣地被擺放成架上的檔案。
真的如此嗎？19年、21年，或者從事件發生的1947年到2016年，69年過去，加害者的責任追究已經全數被公允地指出？療傷止痛的工程已經完成？歷史的教訓皆深刻鑿刻在上一代、這一代與下一代台灣人的心裡？然而，2015年，引動各界抗爭的課綱微調事件，又重新揭露進行的非常緩慢的轉型正義有多麼脆弱，不管用什麼手段，只要拿到話語權，一代人對歷史的認知就能輕易被重塑。
因此，六福村之所以能以輕省的態度將「二二八」作為行銷企劃，而被大眾接受，說明了這個恐怖的歷史事件被在意的程度遠遠不夠。「二二八」作為符碼，它背後隱含的文化內容實在太廣太複雜，69年過去，加害者的責任追究並未完成，療傷止痛的工程總是延宕，歷史教訓太容易從上一代、這一代與下一代台灣人心裡抹除，它不可能，也不該是符號消費。如是，二二八在2016年，一點也不該歡樂慶祝的歷史上的今天，對於罹難者、對於他們的後代，其身分在白色恐怖時代，有好長一段時間被列為監控對象，難道應該為了身分證上有2、2、8三個數字而覺得幸運嗎？
二二八事件究竟該如何被認識？我想，外省人，本省人，不同階級或許因身分不同而有不同的經驗。然而，將外省人與本省人被殺害人數視為競賽，來判定哪一個族群比較殘暴；或者，對被害者進行統獨意識的認同檢查，都不會是一個好的談論方式。
我的外曾祖父張七郎，與他的兩個兒子張宗仁、張果仁，1947年4月4日被國民黨軍隊帶走後，再回家時，已經是牛車上三具殘破的屍體。清鄉運動被殺害的張七郎不是台獨先鋒，相反的，他即使在日治時期也始終堅持祖國在中國。我應該如何看待外曾祖父的大中國認同？在那個時代，他應該為了有這份認同而感到抱歉嗎？那曾經是一個使我痛苦的問題，然而，一旦了解張七郎知識的養成背景，這件事似乎又不是那麼難理解。
1888年出生於新竹湖口的張七郎，父親張仁壽是漢醫，自幼有漢學傳統，又在日治時期進入公學校接受日式現代教育，畢業後到由英美人士創立的廈門英華書院，學習外文與西方知識。如此一來，他對世界的認識與當時許多台灣知識分子相同，來源非常複雜。而張七郎的妻子詹金枝，父親是新竹地方仕紳，日本統治台灣之後，父親與兩個親人相繼被日本人殺害，根據外婆的回憶，她不曾從詹金枝口中聽到對日本的仇恨。微妙的是，張七郎自己就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他與詹金枝更將三個孩子送往日本讀醫，畢業後紛紛前往日本於中國東北扶持的滿洲國行醫。
張七郎，家學淵源為漢學傳統，國家認同為中國，受日式、西方教育，主動把兒子送到日本唸書，這樣的人，應該如何理解他？或者，可以說，日治一直到戰後時期的台灣，張七郎僅僅是一個怪胎，難以評價的特例嗎？
從台人抗日的歷史來看，日治之初，抗日行動國家認同仍朝向清朝，帶有恢復天朝舊政的理念，領導者卻又同時宣告新的年號，台灣獨立與回歸中國在當時並不一定矛盾，終極目的是脫離日本統治。隨著抗日運動發展，也出現台灣人民獨立與堅持祖國認同相異的抗爭路線，甚至對「祖國」的定義，應該是中國共產黨還是中華民國也產生分歧。除了抗日份子的國族認同並不一致之外，也有替日本皇軍打仗的漢人、原住民，許多人的祖父應該都是其中一員，他們在當時內心對國家的想像又是如何？
1945年日本戰敗，張七郎歡欣鼓舞，建牌樓以慶祝回歸中國，並急急將三個在滿洲國行醫的兒子召回花蓮鳳林，為的是共同建設他想像中脫離日本統治而有新氣象的台灣。到了1946年，對於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的狀況，張七郎有了疑慮，在筆記中寫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接收花蓮港，十六接收鳳林，爾後嗟嘆風聲街頭巷尾、智愚各般異口同音鳴呼今日島民之罪愆何可銷滅，犬去豕來，台灣建設徒聽空音」，並在議會中提出建議而終未被採納。
然後，才到了1947年，張七郎曾經歡喜迎來的祖國軍隊，用子彈與軍刀於鳳林公墓毀滅了張家三條生命。屍體在墓地堆成兩堆，清晨偷偷用牛車運回家，再由張家寡婦一一清洗乾淨，穿回他們素日喜愛的衣服，縫回流出來的腸子，像一條沉默的生產線。
訪談中，外婆開玩笑地用簡單兩句話解釋家族的命運：「只要換一次政府，我們家就死三個人。」日本統治時期，詹金枝家族有三個親人命喪日本人手下；國民黨統治時期，詹金枝又再度失去了她的丈夫，以及兩個兒子，餘下的親人逃亡海外。而詹金枝的命運也不會僅僅是一個怪胎，一個台灣史上的特例。
張家只是比較幸運，遺族的生死劫被已故的張炎憲老師花了十年，辛苦地以口述史方式記錄下來。張家人為何而死，由何人加害，2009年在中研院公布的史料中曝光。然而，還有更多家庭得不到真相，他們的故事沒有被說出，甚至尚有沒有婚嫁與子嗣，無人認領的無名屍。
所以，這樣一個歷史事實，需要多久時間來遺忘？真相是什麼？它其實還沒完整的被記住過。
「共生音樂節之所以命名為共生，除了『共』字本身隱藏著二二八的符碼外，還有一個重點，在於沿用南非族語『待人以仁』（ubuntu）的意義，希望可以透過記憶過去的衝突與仇恨，反思其中的正義問題，以促成各族群的理解共生。」這是台灣史研究者藍士博解釋2013年開始舉辦的二二八共生音樂節之初衷。而今年2月28日在凱道，這一群青年與公民團體仍會繼續努力辦下去。
從我個人有限的理解裡，我的外婆之所以能替家族悲劇下了那樣雲淡風輕的結論，正是因為她盡了一生的努力「待人以仁」，與自己和解，與歷史和解。「不要再有眼淚了」，事件發生後她對自己這樣說過；然而，在年老的時光裡，漫漫長夜，她想起自己一生的種種艱難，才終於允許自己哭泣。
這是我對歷史的體驗。二二八事件在1947年以後持續浸潤家族的每個毛細孔，那是外婆之所以成為外婆，母親之所以成為母親，我之所以成為我的重要原因。一直到今天，它提醒我認同是多麼複雜的事，排除異己，思想檢查實在太簡單，共生則太難。
所以，二二八紀念日，或者，任何一個紀念日，放假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抵抗遺忘，在廢墟中重組真相。
到底反省到何時才能終止？以拍攝納粹加害者後代為對象的紀錄片《希特勒的孩子》，導演在最後說：「但是這段屠殺的故事，是不會有結局的。」
台灣的未來將往哪裡去？每一個時代，這個島上的人都在問同樣的問題。而無論如何，都值得在歷史上的今天，在這個不用上班的紀念日，停一下，再停一下，想想它應該怎麼審慎被理解，仔細被清理，小心被記憶，謹慎被對待。
顏訥 國民黨社會文化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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