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讓全世界知道了南京大屠殺，現在她的紀念館開館了2017-04-10 來源： 新华每日电讯新华新新華每日電訊
【導語】二十年前，美國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出版了一部震驚世界的著作《南京大屠殺》，一經發表，便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被翻譯成15種語言，轟動世界。向世界人民全面展現了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
4月7日，為了紀念這位捍衛中國歷史的女作家，在淮安市淮陰區古淮河北岸，占地面積3.6萬平方米，布展面積約1000平方米的張純如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江蘇省在其官方推特上也發佈了這一消息。
她讓全世界知道了南京大屠殺
現在她的紀念館開館了
綜合：揚子晚報、新華社、豆瓣、一日一度
2004年11月9日，
美國加州高速公路旁，
一位年輕的華裔女子，
用一把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的突然離去震驚世界，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美國，
就有230多家媒體播報這一消息，
並向這位華裔女子致以敬意。
她的名字，叫做張純如。
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
即非娛樂明星，亦非社會名流，
何以能引起如此巨大的震動，
讓所有媒體人脫帽致敬呢？
故事得從1968年3月28日說起，
那是張純如出生的日子。
身為第二代美國華裔，
她降生在一個雙博士後家庭，
父親是物理學博士後，
母親是生物化學博士後，
都曾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
成長在這樣一個優秀的家庭，
張純如的童年可謂無憂無慮。
突然有一年，
父親張紹進從臺灣探親歸來，
給張純如帶回一張蠶紙，
孵化蠶卵後教她和弟弟養蠶。
在對這神奇的生物著迷後，
張純如對東方的遙遠國度，
也產生了巨大的好奇：
“為什麼我們會到美國，
而不呆在中國呢？
像我和弟弟這麼大的時候，
中國是什麼樣子的？”
聽到女兒問這樣的問題，
母親張盈盈黯然神傷。
“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啊，
中國飽受戰亂，家人顛沛流離，
疾病、饑餓、戰火，
隨時可能喪命…”
張盈盈告訴女兒，
她父親張鐵君當時在政府任職，
1937年，日軍逼近南京，
他就從水路撤往湖南，
和妻子約定在蕪湖會合，
苦等四天，仍不見妻子蹤影。
最後一天，官船即將起錨，
張鐵君絕望地對著江面呼喚妻子。
遠處駛來的船上終於傳來了聲音，
“我在這裡！”而那正是他的妻子。
每每談起這一幕，張純如的外公，
用的都是悲喜交織的口吻。
喜的是亂世之中，性命保住了，
悲的是山河動盪，流離失所…
後來，張鐵君一家來到臺灣，
女兒張盈盈與丈夫赴美留學，
便成了美國第一代移民。
《論語》有言：“樂其可知也：
始作，翕如也；從之，純也，
如也，繹如也，以成。”
純如有和諧美好之意，
這便做了女兒的名字。
17歲那一年，
張純如考入伊利諾大學，
攻讀數學和電腦雙學位。
有著強大理工基因的她，
如果順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很可能成為一名傑出科學家。
但在大二時，她忽然轉到新聞系，
看似出人意料，卻也有跡可循。
張純如小時候便酷愛寫作，
在她看來，寫作是傳播社會良知，
真正的作家，絕不是玩文字遊戲，
而是通過文字來表達思想和感情。
在讀大學的時候，她有了理想，
那就是寫一本很好的書，
足以影響這個世界。
為此她徹夜練筆，伏案寫作。
畢業後，
她一連遭受打擊，
被好幾家著名媒體拒絕。
為養活自己，她不得不送外賣。
當時她身材高挑，美麗大方，
卻無心打扮，也很少上街，
過了一段十分彷徨的時光。
1991年，她和初戀男友結婚了，
同年，寫作生涯終於出現轉機，
導師將她介紹給出版人蘇珊·拉賓那，
要她寫一本和錢學森有關的書。
經過兩年時間的戰鬥，
1994年，《蠶絲》出版，
這為她打開了一條小徑，
推動她朝更深的地方走去。
當她向父母講起自己的新書，
和第二本書的選題計畫時，
母親張盈盈建議女兒說：
“現在很少有描寫二戰時，
中國境況的英文書籍，
你能寫一本，最好不過。”
張純如聽完母親講述的事，
心裡不禁產生了懷疑，
尤其是對於“南京大屠殺”：
“歷史上真的有這樣的事嗎？
當時的中國真的那麼慘嗎？”
她的腦海中浮現出一些景象，
那是被描述成人間地獄的南京城，
還有被鮮血染紅的江水和大地。
但寫作者的立場讓她保持清醒，
她必須親眼看到證據才行。
接受了母親的建議之後，
她開始關注中國抗戰的素材。
在加州看到南京大屠殺圖片展時，
張純如被眼前的一切震驚了。
“的確有這樣一段歷史，
但為什麼還有人會否認它？
為什麼所有英文書籍裡面，
對這樣殘忍的事隻字未提？”
張純如感到一陣心悸。
1995年1月的一天，
張盈盈接到女兒的電話，
張純如在那邊失聲痛哭。
在此之前，女兒告訴母親，
自己一定要寫出歷史真相。
下定決心後，她便四處尋找資料，
但她再一次驚訝地發現，
世界範圍之內，竟無一本專著，
提到人類歷史上這段駭人往事，
相關資料如同散沙，幾近淹沒。
最後，她一頭紮進圖書館中，
找到了一本《魏特林日記》。
1937年，擔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期間，
魏特林目睹日軍令人髮指的暴行，
以人道主義的勇氣和堅持，
在學校內庇護了上萬名婦女和兒童，
使她們免受奸殺淩辱，
並在自己的日記中，
揭露了日軍禽獸行徑。
明尼·魏特林
看完《魏特林日記》後，
張純如嗓子沙啞得說不出話。
尤其是看到魏特林遭受日軍威脅，
于1940年回國後，心靈仍被折磨，
無法擺脫南京大屠殺帶來的陰影。
最終自殺身亡時，張純如哭了。
那些文字帶來的悲痛，
萬箭穿心一般引起她的共鳴。
歷史中那些慘死的生命，
那些飽受折磨的受難者，
以及被抹殺和遺忘的真相，
都讓她感到了極度痛苦。
就像她在採訪中所說的那樣：
“如果我出生在那個年代，
那個地方，那個時間，
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具屍體了，
一具無名的屍體，在半世紀之後，
沒有人會關注，犯罪者甚至會說，
這些事情根本就沒有發生過，
這尤其讓我感到恐懼。”
1995年盛夏，
張純如來到了南京。
在這座陌生的城市裡，
開始探尋那段帶血的歷史。
小時候，她以為長輩口中的故事，
血染江水的殘酷圖景，
是一種心血來潮的誇張講述。
但抵達這座城市之後，
走進幽深的巷子，拜訪倖存者，
聽完激動的老人滔滔不絕的講述，
深重的苦難變得輪廓清晰，
張純如感到切膚之痛。
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
一路陪同她，替她做翻譯，
同時被她的精神所感動。
幫助她的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衛星說：
“她那時才27歲，氣候不適應，
經常感冒，但她工作一點都不耽誤。
南京天氣很熱，她不顧身體，
大部分時間都在採訪倖存者、
尋訪日軍暴行發生地，翻閱國內資料，
每天工作時間達10小時以上。”
幫助翻譯的楊夏鳴副教授回憶說：
“她不能讀懂中文資料，
需要我逐字逐句為她翻譯。
她的工作態度十分嚴謹，
常常將中英材料反復核對。
聽不懂方言，她就全程錄音。
任何一個細小問題都不放過，
連我這樣做學問的人，
都覺得她有些偏執。”
在南京採訪倖存者
王衛星問張純如：
“你為什麼想寫這本書？”
張純如說：“納粹屠殺猶太人，
這件事全世界家喻戶曉，
但是在美國，在西方，
南京大屠殺的事實無人知曉，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後裔，
寫出它是我的責任。”
在高強度的工作下，
張純如整理了大量史實資料，
其中包括東京審判的記錄稿，
以及許多倖存者的口錄。
其中最大的收穫，便是《拉貝日記》。
今天，詳細記錄了五百多起慘案的日記，
已經被翻譯成中、英、日各種文字，
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國檔案館裡，
成為歷史鐵證。
而早在二戰時，
拉貝遭到納粹政府迫害，
不得不對日軍暴行保持沉默，
如果不是張純如的努力，
這些資料極有可能，
淹沒在歷史中。
而在採訪中，
張純如還找到了日本老兵。
她對人性充滿了困惑，
為何這些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
有妻女、有兄弟的正常人，
進入南京城後就成了魔鬼？
後來，她在演講中說：
“日本軍人剝奪中國人生命是很容易的，
因為他們連自己的生命都不重視，
除了天皇，任何人的生命都毫無意義，
我曾經和一個日本軍人交談，
他告訴我說，他被教導，任務重於泰山，
而自己的生命而輕於鴻毛，
對於一個日本軍人來說，
最大的榮譽就是為國捐軀。”
在軍國主義的洗腦教育中，
中國人被視為低劣的種族，
而在日本的軍隊當中，
個體尊嚴與生命，同樣被視為草芥，
他們進入南京之後已不是人，
是一群只會傷害弱小的禽獸。
他們曾被當做機器、廢物，
是軍隊裡卑賤低微的一群人，
可是進入南京城之後，
就擁有了生殺大權。
1996年4月，
《南京大屠殺》進入寫作階段，
張純如仿佛開了一個洞穴，
順著那裡鑽進了1937年的南京，
在漆黑、幽暗、血腥的歷史中摸爬，
血染的江河，分裂的屍體，恐怖的哀嚎，
讓她噩夢連連，體重驟降，
寫作中的痛苦把整個人撕裂。
但面對人類歷史上駭人的暴行，
她給自己的母親寫信說：
“我現在所承受的這些，
“我現在所承受的這些，
與大屠殺中的那些遇難者的遭遇，
完全無法比擬。作為一名作家，
我要將遇難者從遺忘中拯救出來，
替那些喑啞無言者呼號。”
1997年12月，
大屠殺60周年之際，
《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
正式在全北美推出銷售。
張純如十分忐忑，怕它被忽視，
結果一個月不到，在全球最權威的，
《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
這本書一下子攀升到第15名，
她成為首個如此年輕就登榜的華裔作家。
此後，《南京大屠殺》瘋狂加印，
張純如四處簽售，不斷演講。
《南京大屠殺》在西方引起極大反響，
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10周之久，
至今再版10餘次，印刷近100萬冊。
眾多學者給予它最高評價，
專欄作家喬治·威爾曾說：
“晚到的正義不一定意味著，
“晚到的正義不一定意味著，
正義不被承認，對大屠殺的遺忘，
等於第二次殺戮。”
每一次參加社會活動，
她都敦促日本政府反省歷史，
汲取教訓，向各受害國道歉。
嚴肅的文字與激情的演講，
為張純如帶來了巨大名聲，
同樣也引來了極右翼的攻訐。
1998年，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
公開發表聲明，污蔑《南京大屠殺》，
到處是“非常錯誤的描寫”。
與張純如一起接受訪談時，
齊藤邦彥居然含糊地宣稱，
日本政府“多次為日軍成員，
犯下的殘酷暴行道歉”。
張純如當場憤怒地指出：
“根本就沒有什麼道歉！
你們還掩蓋、歪曲南京大屠殺，
假扮受害者角色，毫無反省！
請記住，只有認罪的日本，
才是一個端正的民族。”
訪談過去後，
張純如收到許多威脅，
有次接到一封古怪的信，
裡面居然夾了兩顆子彈。
身邊人對此憂心忡忡，
提醒她家人為她配上保鏢，
但張純如從不感到畏懼。
與此同時，無數的戰爭受難者，
寫來信件向她傾訴痛苦。
緬甸、新加坡、菲律賓、韓國，
遭日本侵略的國家的倖存老人，
都希望張純如能揭開更多歷史。
面對如此海量的信件，
張純如只能超負荷工作，
這些倖存者受損的靈魂，
每天都折磨著她的心。
1999年，寫完第三本書後，
張純如又開始構想第四本書。
這一次她面對的素材同樣殘酷，
是關於二戰當中，美國戰俘，
在菲律賓遭受日軍虐待的故事。
1942年4月9日，菲律賓巴丹半島，
因補給不足，美菲聯軍被迫投降，
當時投降人數大約78000人，
在去往戰俘營路上，無食無水，
受盡了日軍慘絕人寰的虐殺，
最後只剩下30000人到達目的地，
這就是著名的“巴丹死亡行軍”。
在採訪倖存老兵的過程中，
張純如又要深入歷史黑暗的腹地，
去面對人類殘忍恐怖的暴行。
濃黑、深暗、毫無人性的事實，
一次次將她逼向崩潰邊緣，
她的精神真的撐不住了。
最終，這本書沒能寫完。
張純如的人生，在2004年，
畫上了一個突然的句號。
其實在這之前，
張純如的精神就越來越差。
在密集參加簽售、演講時，
曾經精力旺盛、風風火火的女孩，
已經變得心事重重、悶悶不樂。
母親看她精神越來越差，
就勸她別再接觸殘酷題材，
但面對手上的素材，她說：
“我不能背棄那些老兵，
不能讓他們被遺忘！”
父母尊重了她的選擇，
父母尊重了她的選擇，
但怎麼也預料不到，
女兒會選擇自殺…
張純如最後一次，
為採訪而離開家，
是在2004年8月12日，
去採訪一位倖存的美國老兵。
在此之前，她連續4天失眠，
幾乎沒有吃任何東西。
等到回家時，她精神崩潰了。
她患上了非常嚴重的自閉症，
所有寫作不得不停止，
每天把自己封閉在家中，
連母親的電話也不肯接聽。
張盈盈馬上趕往女兒的住處，
最後卻在精神科見到了她。
張純如被診斷為躁鬱症發作，
隨後換了三位精神科醫生，
病情卻絲毫未見好轉。
她的情緒十分不穩定，
臉色鐵青，時而躁怒時而恍惚，
甚至拒絕見自己父母。
11月9日，
在加州的公路上，
用一把買來的古董槍，
張純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時候的她，年僅36歲。
在給父母、愛人的遺書中她寫道：
“當你相信還有未來時，
你想到的是一天複一天，
一代複一代，而當你不再相信時，
日子不是以天，而是以分鐘來計算。
我想過逃離，但我無法掙脫我自己，
和我腦海中的那些念頭，
我之所以選擇這樣做，
是因為我太軟弱，
無法承受未來的痛苦，
和那些煩惱的歲月。”
張純如是一個鬥士。
這樣堅韌的一個女孩子，
怎麼會突然選擇自殺呢？
後來，在張盈盈的書中，
母親給出了這樣的結論：
“我認為是藥物引起的。”
當時醫生給張純如的藥物，
雖抗抑鬱，卻有嚴重副作用，
短期內使病人產生強烈自殺衝動。
在當時，醫學界尚未充分意識到。
但也有不少人猜測，
書寫那麼多殘暴的歷史，
深入人性黑暗，面對大量的恐怖，
對張純如多少有些影響。
她每次書寫的那些暴行，
與倖存者對談的經歷，
都對她造成了負擔。
斯人已去，
好在我們沒有遺忘。
2005年8月15日，
張純如的一尊青銅雕像，
永久安放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外。
2012年，和當年的女兒一樣，
張盈盈為自己新書踏上了簽售之旅，
在中國大學校園，學生們擠滿教室，
中國年輕人並沒有忘記張純如！
這位勇敢而堅韌的華裔女孩兒，
為了讓全世界正視這段歷史，
讓全人類正視這些傷疤，
冒著生命危險，承受心靈痛苦，
永遠不應該被人遺忘！
在她的葬禮上，美國人權基金會，
曾為她寫下這樣一首詩歌：
如彩虹一般，
你帶給人間美麗、希望；
如彩虹一般，
你展現天地間一座橋樑；
如彩虹一般，
你只能短暫的逗留，
留下來的人們只有無限的回憶。
如天使般你代表、善良、勇敢；
如天使般你是她的使者，
為正義，你為無言者請命；
為歷史見證、為人道，
你付出自己的生命。
張純如曾寫過：
“文字到底是什麼呢？
不過是試圖留住流水一樣，
轉瞬即逝的生命瞬間，
哪怕只有一刻也好。”
她用短短36年的生命光華，
留住的不但是自己的瞬間，
也留住了受害者、倖存者的瞬間，
而正是這樣一個個瞬間，
構成了人類不該遺忘的歷史。
不但是作為中國人不該遺忘，
這是人類共同的傷疤，
每個生命都不該遺忘。
遺忘，就等於二次殺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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