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9日 星期二

一個廢墟,兩個中國

一個廢墟,兩個中國
昔年台灣經濟四小龍,台灣經濟奇蹟是由一批離鄉背井的工程師所領導政治所創造;今日中國大陸堀起,也是由所謂的滿清王朝的清華大學理工校友所領導政治努力而成;而今台灣卻是由政治人物所操弄,兩者相較,優勝劣敗,不言可喻,值得反省。     
歷史如戲。     
往往一只寬寬窄窄的舞台,就道盡歷代世紀滄桑,留下無盡世間悲劇。可惜我們只會看戲,不會看歷史,我們的人生太短,歷史卻太長,我們或任何當代之人,始終學不會以歷史的縱深以觀當下,或預知未來;也因此始終分不清許多事件在歷史中的意義。
    惟一的例外,是現代中國的領導精英。    
2011年一月二十日,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天。 這一天,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2010 GDP數據,中國GDP總值十六兆美元,正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自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這是史上第一次,中國人超越了日本。    年的歷史巨輪,在中日關係上,代表太多屈辱、屠殺、毀滅、戰爭、家破人亡……,各種類型符號 至今未歇。
按理說,中國官方至少應在南京,或哪個長城關口放點煙火;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反應,卻異常冷靜謹慎。
    官方只發表三點聲明:     
一、這是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     
二、這只是量的總和,中國的高GDP是靠高耗能、低工資換取而來;無論國家的生態、民工的血汗都為此付出驚人的代價。因此量上中國超越了日本,質方面比不上,中國經濟結構仍有待提升;     
三、中國人口高達十三億,以GDP總量固是世界第二大,但以人均GDP換算只有三千美元,全球百名都排不上。     
一月二十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此數據之日,也正是胡錦濤訪美的最後一天。儘管歐巴馬以G2最高國宴款待,胡錦濤仍絕口不提中國今日之成就。     
無論國內或國外,不約而同,唱的都是同一齣低調之戲。     
許多人不了解中國領導者的心態。是的,中國正在崛起,但它小心翼翼地不與任何大國正面衝突,幾代領導者深記鄧小平遺訓; 中國要崛起,就不能與任何大國正面衝突,中國在國際政治上必須記住保持一件事:低調。                      
相較於台灣「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歡樂煙火與中共建政六十年的紀念儀式,可以看出兩岸領導精英面對歷史巨大的差異。     
中國建政六十年(2009年),不喧譁「共產建設」之偉大,執旗的士兵揮起五星旗,踩的是一六九個步伐。一六九這個數字,是從鴉片戰爭那一年算起的;這一刻的北京天安門,牢牢記住他們離海淀圓明園廢墟,不過幾十公里遠。     
另一個呈現中國歷史態度的是關於圓明園遺址的決策。2005年北京翻天覆地拆遷老胡同、舊民房,興建鳥巢、水立方之時,對該不該重建圓明園又成了巨大的辯論。
 最終北京市府決定維持2000年已定的方案,這裡將做為中國人永久國恥印記的「遺址公園」,這一片面積458.9公頃的舊物,要讓世代中國人永久憑弔,謹記十九至二十世紀,被列強燒殺搶姦的中國。
    北京領導者要人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廢墟;它是一部獨特的紀錄片;一齣最滄涼的戲;也是一面最重要的鏡子。
    在北京我常遇著兩種發跡的人,一種是忘了鏡子的人,金錶名車十足炫耀,首富行善送錢都得紅花花紙鈔擺在舞台,或直升機上塗個「趙本山」,惟恐人不知。另一種,如潘石屹,他常常睡覺初醒還沒全回神,第一個反應竟是害怕沒飯吃,下分鐘清醒些才想起「哦,我現在已是個百萬富翁了。」他用一個可愛的比喻和我聊天,他的靈魂有一半仍住著窮鬼,另一半才是今日發財的他。     
來台灣第一次,跟著大訪問團,結果機場擠了百名記者,燈光閃閃,嚇著他問我怎麼回事?    
我一下子沒法清楚回答就打笑地說:「你現在享受的是章子怡的待遇。」他從此明白「章子怡」日子不好過。 
    第二回在台灣見朋友,低調搭著小黃計程車、四處見風景他寫的自傳《童年的糖是甜的》,對年幼時的苦從不忘懷;至今的他仍常回甘肅天水家鄉,據說專事幫忙當地學校修廁所,「管屁股」;因為當地衛生條件太差了,許多女童不到十二、三歲,染病被迫割除了子宮。不能生育的中國鄉下女子,等於不能買賣或生產的牛羊,家人往往就把她們給放棄了;潘石屹想幫助這些女孩,至少有條件當個健康的媽媽。     
當代中國面對歷史與台灣或美國,有著重大差異。不像猶太人至今仍四處追捕納粹戰犯,也不想提父親及自己年幼時期的文革迫害。     
四人幫已死,毛澤東只剩個遺像,清朝也覆滅了。算帳,不能找回中國的公道;中國的公道得在歷史、在廢墟中靠自己重建。 
西方近日一本極為暢銷的書籍《當中國統治世界》,開文不斷地提醒西方讀者,中國真正殞落是1830年以後的事;在十九世紀之前,中國一直是全球GDP產值最高的國家,明末之前全球只有中國瓷人能生產精美的硬瓷、無與倫比的絲織品與英國貴族無法捨棄的茶。     
其實我們許多人的歷史書是白念的。我們只記得乾隆活了很久,也知道康雍乾三位皇帝皆為中國盛世時期。
    乾隆死於一七九九年,剛巧十八世紀的最後一年,他死後不到幾個月寵臣和珅下獄問斬。     他死前六年在承德接見英國使節團,臨走前英國人在圓明園內向他展示最先進的加農砲。但愚蠢又傲慢的老皇帝毫無警覺,據說直到一八六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那兩門加農砲依然安靜地被擺圓明園內某棟建築物裡,與無數玉石、罐子、琺瑯器、鐘錶等各國貢品置放一處。在乾隆眼裡這些先進武器與音樂鐘等類似,只是個新鮮玩意。     
圓明園從盛世中國興建到殞落中國,最終命定以廢墟面貌流傳百世。     
我的北京朋友們告訴我,這是當今每一個北京中學生必上的校外教學課程。     
一個廢墟,兩個中國。     
歷史不只是戲;北京領導者只在要一、二環走兩回,等於看盡了好幾代的起伏。     
戲裡有如日中天的中國;有破落貧困列強焚燒的中國;有空喊口號的中國;有革別人的命也斷了自己命的中國;也有等了一六九年才崛起的中國。     
沉痛的一六九個步伐,北京踩地緊緊的;一個廢墟,兩個中國。這正是美國最怕也最敬畏中國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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