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比利時被恐襲的必然性

曹長青：比利時被恐襲的必然性

在巴黎大屠殺之後，布魯塞爾又遭恐怖襲擊，幾十人遇難，數百人受傷，全世界又一次震驚。

這場慘劇再次提醒世人，這場自由世界與伊斯蘭極端份子的戰爭不是要不要打的問題，而只是戰場的選擇：你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打，最後就得在歐洲打，在美國本土打。你不去端他們的老窩，他們就會打到你家門。結果就是巴黎、布魯塞爾這種慘劇。

我曾在「法國左瘋和巴黎大屠殺」中分析過，巴黎慘劇是有法國自身原因的：接受穆斯林移民過多過快，縱容伊斯蘭主義，熱衷歐洲共同體而開放邊界，社會主義政策導致經濟困境，歐朗德左派政府的極端無能等等。

為什麼巴黎屠殺之後是布魯塞爾？這不是偶然，因為上述法國那些內部原因，在比利時全都存在，而且有的更嚴重。所以這場布魯塞爾悲劇，是必然的。

第一，接收穆斯林移民太多 

跟法國一樣，比利時也是接受穆斯林移民最多國家之一。比利時面積只有三萬平方公裡（比台灣還小），人口1100萬（不到台灣一半），但最多估計已有60萬穆斯林，占比利時總人口近6％，在歐洲國家中是占比例最高之一。像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總人口110萬，穆斯林就有24萬，近四分之一。在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50%以上居民是穆斯林。

大家都倡導種族共存，但實施起來並不容易。比較可行的方式是「細水長流」，少量接受，使之逐步融入所在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中，這樣才可能減少衝突。

但比利時在「人道就是王道」的政治正確氛圍中，不僅大量接受移民（包括非法移民），而且還主要是接受跟西方宗教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伊斯蘭信仰者。大量穆斯林湧入，自然造成隔閡和邊緣化等後果。他們並不融入當地文化，而是自成一體，統計顯示，從2008年開始，布魯塞爾新生男嬰的最常見名字是穆罕默德。

第二，縱容伊斯蘭主義 

跟法國類似，比利時也是在歡迎「多元文化」的口號下，縱容伊斯蘭主義。法國有2200座清真寺，是歐洲最多之一。據1997年時的統計，比利時的清真寺就已達240座，而比利時面積不到法國的20分之一。在布魯塞爾的著名觀光地、開放式公園「五十年宮」裡，就坐落著「布魯塞爾大清真寺」。在穆斯林集中的莫倫貝克區，就有24個清真寺！其中只有4座是政府承認的。

那些阿訇毛拉們覺得這還不夠，據英國《每日電訊報》，比利時的伊斯蘭教士們還要求建造更多的清真寺，而且要把因做禮拜人數太少可能要荒廢的基督教堂改為清真寺。像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市，已經有36座清真寺，但該市左傾副市長海倫支持把一些不用的基督教堂改成清真寺。

法國的二千多個清真寺，很多成為阿訇毛拉們煽動反法國、反西方，給穆斯林青年洗腦的聖戰學校。比利時也同樣，很多清真寺成為傳播伊斯蘭意識形態的基地，甚至成為ISIS（伊斯蘭國）的講習所。

莫倫貝克區的敘利亞教長、比利時「伊斯蘭中心」（CIB）創始人阿亞遲•巴桑姆就曾公開對記者說：「當死亡變得美麗時，……我們應該用自殺襲擊去警告法國。」巴桑姆毫不忌諱地揚言，「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應該用阿拉的律法管理。」也就是用ISIS的回教法統治世界。

但巴桑姆這種瘋子般的教士，就可以在比利時自由「傳教」，而且比利時政府強調多元文化、各教派平等，對清真寺也像對基督教堂一樣給予國家撥款支持。伊斯蘭教已成為比利時第二大宗教。

由於比利時的穆斯林超過半數在布魯塞爾，又在10萬居民的莫倫貝克行政區中一些社區占絕對多數（80%以上），所以這些社區簡直成了「國中之國」，完全伊斯蘭化，甚至成為聖戰份子的據點。巴黎恐襲案的主謀阿卜杜勒就來自莫倫貝克區（在巴黎被擊斃），另一主謀也在這個區藏匿，幾天前被抓獲。德國《世界報》曾報道，在歐洲多國推特上，支持「伊斯蘭國」的言論比例相當高，在比利時高達31%。

正由於這樣背景，比利時的聖戰份子按人口比例為歐洲之最。據英國「國際恐怖主義與政治暴力研究中心」（ICSR）的數字，從歐洲國家到敘利亞的聖戰份子，在每百萬人口中，比利時是40人，法國是18人，德國是7.5人，意大利是1.5人。

目前比利時的ISIS志願者超過500人，所占比例為歐洲國家最高，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是以莫倫貝克區為據點。所以比利時被稱為「歐洲聖戰者天堂」，莫倫貝克區是「伊斯蘭主義基地」。有這麼高比例的「聖戰份子」在那裡聚集，出事是早晚的。

第三，社會主義政策導致穆斯林高失業率 

這一點也跟法國很相似。比利時也是長期左派執政，熱衷社會主義，結果導致經濟滯緩，高失業率，而穆斯林青年首當其衝，難以找到工作。據官方數字，布魯塞爾的穆斯林的失業率達30%，年輕人更高達37%，是全國水平的3倍。

比利時的第一代穆斯林移民，很多勤奮工作。但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雖然失業，但熱衷社會主義的比利時有「慷慨」的福利制度，給他們提供了較為充足的生活保障，所以他們缺少動力（和壓力）像父母那樣去努力工作，而是坐享其成。

數據顯示，這些移民每月領取的福利相當工作時收入的70-80％。有比利時研究者說，這些穆斯林青年整天無所事事，又有福利保障，就跑去清真寺，在那裡找到夥伴，共同抱怨比利時，詆毀西方，讚美真主阿拉。

「更有很多穆斯林青年待在網絡聊天室裡，與外界的激進組織保持著聯系。」反正他們不愁吃不愁穿，生活福利都由比利時人民的納稅款包了。

對此這些穆斯林青年不僅不感恩，還對比利時「毫無國家認同感」，他們「在看似寧靜安逸的日常生活下卻醞釀著恐懼和暴力。」這跟法國的高福利養懶漢，游手好閑的阿拉伯青年不斷鬧事的情況非常相像。

第四，追求歐洲大一統而開放邊界，使聖戰份子有機可乘 

比利時跟法國等一樣，左派政客們也是熱衷歐洲共同體，要建立大歐洲，所以他們加入開放邊界的《申根協議》，導致伊斯蘭份子和武器彈藥很容易進入。《查理周刊》遭恐襲，隨後是巴黎大屠殺，他們那些自動化衝鋒槍等，都是通過檢查寬鬆（開放邊界政策造成）的邊境運進的。

現在歐洲「申根區」總共有4億居民及無數外國游客商人等，都可在簽約國內自由出入，這顯然給恐怖份子的串聯和軍火走私提供了便利。雖然歐洲很多國家都禁槍，但這種寬鬆邊界，增加了控制槍支交易的困難。

   

比利時政府自2006年就嚴控槍支，但正如強調人民擁有槍枝權的人所強調的，不管怎樣禁槍，犯罪份子總能弄到武器，禁槍只是禁了守法公民的自衛權。

在比利時，據去年統計，社會上仍有33萬支「黑槍」，而申根協議導致的武器走私更加猖獗。當地人說，「只要花上500歐元，頂多不超過一千歐元，任何人都能在半小時內弄到一把武器」。而上述的那個穆斯林成堆的莫倫貝克區，就有臭名昭著的軍火黑市。

第五，比利時政府的無能 

巴黎大屠殺已顯露了法國左派政府的極端無能，事發後歐朗德總統發表電視講話，手都在顫抖，俗話說是被「嚇麻爪了」。法國接二連三地發生恐襲案，歐朗德的情報部門完全失靈。

比利時可跟法國比差。巴黎大屠殺的頭號逃犯就藏身在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但比利時的反恐機構用了長達125天才把他抓獲。而在逮捕罪犯後長達四天、近100小時後，居然什麼線索都審不出來，其警方的無能可見一斑。然後就發生這場布魯塞爾大屠殺。如果警方稍有點效率和能力，找到線索，這場屠殺就有可能避免。

在抓獲這個造成130多人喪生的巴黎慘案元凶後，莫倫貝克區的穆斯林們居然上街游行，不是歡呼警方抓到凶手，反而是抗議警方抓走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一位比利時教師說，聽到布魯塞爾遭到恐怖襲擊，他課堂上的穆斯林學生歡呼起來。

面對莫倫貝克區的大量穆斯林出來游行示威，力挺恐怖份子，比利時政府和警方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反擊行動，更沒有預感到將發生的恐怖襲擊，反恐情報系統可說是完全失敗。

比利時內政大臣Jan Jambon曾承認，比利時高度分權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莫倫貝克成為治安盲點。實際上整個布魯塞爾警方的效率和能力都存在問題。2014年五月，一名法籍恐怖份子在布魯塞爾的猶太人博物館裡開槍傷害了4人，當時警察就因行動遲緩，導致凶手成功逃脫。這名恐怖份子當時就藏匿在莫倫貝克區。

連比利時的司法部長俊斯也知道（承認），「假文件、假護照、武器買賣等，在莫倫貝克這類的郊區很猖獗。」知道歸知道，但他們就是不採取有效的反制措施。人口一百多萬的布魯塞爾劃分為19個行政區，有6個警察局；而有1100萬人口的紐約總共只有1個警察局。由此可看出不同的警方效率。

比利時政府的無能，還因這個國家長期是左派社會黨執政，包括那個臭名昭著的莫倫貝克區，20年都是社會黨人穆羅當市長。當地居民說，這個左派市長什麼成就也沒有，「只是允許大批移民來定居」。

比利時社會黨之前叫「工黨」，前身是共產主義政黨，比一般西方左派更強調均貧富，反對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這種共產主義傾向的政黨長期在比利時掌權，並掌握莫倫貝克區的市政府20年，可想而知它帶來的經濟和政治災難。

在美國，人們批評政府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時會質問，「難道要把我們國家變成第二個希臘嗎？」在批評政府的非法移民政策時會警告，「難道想讓我們國家變成比利時嗎？」希臘和比利時，是經濟和移民政策上兩個最壞的模式。

跟其它歐洲國家不同，比利時跟法國的另一個相像之處是，該國一分兩半，北部是荷蘭語區，傾向右派（保守派），南部是法語區，傾向法國式左派。而且那種黨派扯皮、政治分肥的內閣制，導致多次政府癱瘓。2007年的議會選舉，哪個黨都拿不到半數，經過六個月談判才組成聯合政府。2010年那次，導致長達500天未能組閣，打破組閣時間之長的世界紀錄。2014年，也是政治僵持，政府停擺四個多月。

法國大革命是近代世界暴力的濫觴，法國知識份子多是左傾、濫情、矯情，不顧常理和常識。這個世界上跟法國有關的，往往會遭殃。比利時人一半說法語，自然被法國化、左傾化，結果就隨著法國之後被恐怖襲擊。連非洲那些當年的法國殖民地，因文化人會說法語，就接受法國式的社會主義觀念，推崇大政府、高稅收，甚至崇拜把法國化推到極端的蘇聯模式，於是導致經濟落後。

就連美國這次總統大選的初選都有「跟著法國遭殃」的影子。像佛蒙特州，法國人後裔是最大族群，占人口23.9%，約5%的佛蒙特居民在家裡說法語。該州是白人和左翼占多數，不僅產生了美國國會唯一公開主張社會主義的議員桑德斯，而且他在民主黨的總統初選中在該州大贏，對此我在「美國新州的舊思維」中曾做過介紹。

面對布魯塞爾的恐襲案，很多人都看到了比利時這個白人和左派占多數的（被他們稱為「白左」）國家自身的問題，他們在網上說，「法國是歐洲最親伊斯蘭的國家」，「白左國家就是恐怖份子的溫床」。就差沒說他們是自食惡果了。

據統計，從2014年伊斯蘭國開始囂張以來，在全球20個國家（不算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已經發生了75次恐怖襲擊，造成1280人喪生，1770人受傷。從最新的這次布魯塞爾恐怖襲擊來看，只要伊斯蘭國不被自由世界鏟除，只要法國和比利時等國存在上述那些自身弊端，這種慘案還會繼續發生。這是人類的悲劇，更是白左國家的自身愚昧在禍害世界。人類的歷史從來都是：邪惡並不可怕，「好人」對邪惡的無知和縱容才導致更大的災難。

2016年3月23日